纪念胡耀邦的其他声音—为什么我不满胡耀邦的民族政策

回赠猫头鹰

一、80年讲话掀起西藏大翻案，让西藏陷入混乱

1980年，胡乱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视察西藏。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

胡乱邦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二、打击、更换西藏原第一书记，逼迫西藏自治区政府对旧势力怀柔

批判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还把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1983年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给中央写报告，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 “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

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 “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 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乱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乱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

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么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

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

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 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三、对西藏旧势力怀柔具体内容

1、完全否定过去对部分藏人的惩罚

所有因参加过1959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 “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赖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1）。
胡乱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

2、收买旧西藏上层。
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 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13）。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
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3、大量内调汉族和其他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简称汉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职工。

胡乱邦一声令下，西藏立即大规模内调汉人。最西边的阿里地区最积极，全区918名汉干，走783名，占 85%。各县的秘书、会计、统计、医生、兽医及其他专业人员几乎全部走光。结果医院的医疗机械无人会用，一般手术无人会做，危急病人无人会抢救，牲畜生病也无人会治，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为无人会做工资表），商业供销无计划，贵的贱卖，贱的贵卖，各县区情况无法汇总上报（因无人会统计、总结），有的县区工作瘫痪，有的县委连中央文件都无人能看懂。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报告胡耀邦，请求西藏第二批内调时保留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胡被迫同意（20）。

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 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21）。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 17000人（22）。同时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藏族与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区级官员30人，其中民族干部 24人，占80%；地专级官员691人，其中民族干部 539人，占78%；县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县以下官员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须说明，中共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 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么纷纷逃离西藏？》。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

到1980年，藏族国家职工就超过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国家职工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农业人口（市民）为33.6万人，占总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户口的汉族为6.9万，占总人口的2.85% （25）。把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减去汉人数，可知同年藏族市民总数为26.7万人。同年藏族国家职工为115394人，以每个职工有一个家属计（在西藏，只要一人为职工，其配偶也很快会变成职工。西藏市民可生两个孩子，平均每个职工有一个孩子），则藏族国家职工连子女总数当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总数86.5%。如把藏族国家职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属，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由此可见，西藏的藏族市民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供养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对分析西藏的局势与骚乱至关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国家职工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西藏国家职工的大头是党政机关包括国家供养的社会团体如佛协、文联之类的官僚、办事员与辅助人员（中共把他们算作工人），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4.8%增长到 1990年的28.2%再增长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占了国家职工总数的将近30%，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结果。西藏只有 200多万人口，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县，却也算一个省级行政区，有70几个厅局，编制与内地2000多万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联的编制100人，和上亿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联编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占西藏全体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4.44%，而全国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国平均值的 2.29 倍，西藏可谓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当然都不创造任何财富，然而他们及其家属需要消费与享受，于是便有服务性行业。

说明其职能不断被私营企业分担。其他各项都有很大增长，特别是教育、文艺、广播与电视由1980年的7.6% 增长到1990年的12.9%再增长到1997年的15.6%，医疗、卫生、体育与福利等业从1980年的4.1%增长到1990年的6.8%再增长到1997年的7.8%，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在西藏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赔钱的，由政府补贴、供养。不能说他们与农牧民完全无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医疗、运输、商业、金融（藏农牧的医疗、教育与必需的粮、茶、盐、生产资料、贷款、日用百货等要由他们提供），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却是为藏汉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当然他们还相互服务。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汉地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在西藏无声无息，1980 年时从业职工为零，1990年为304人，1997年减少到100人。这当然不是说，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为西藏市民（包括个体户与无业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费分配的，这是藏独骚乱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乐园。

中国政府在西藏办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送钱。其动机之一与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或者说为了包养二十几万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在西藏造成一个效忠于中共的阶级----《天葬》称之为“稳定集团”（31）----和一批畸形繁华的城镇，作为中共统治西藏的社会基础和向西方显示其德政的橱窗。后文将证明，其结果适得其反。

4、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

如果说藏农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劳动的话，那么藏族市民几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资福利。1988年，西藏职工年均工资是2739元，年均福利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费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 元，而全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于全国。
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而西藏职工人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市民，说明西藏的城乡差别大于全国，这也是拉萨藏人大闹独立的结果。

四、主导“纪要”直接破坏新疆族群秩序

“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消息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乱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

纪要上他讲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自行决定。

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

五、族群政策翻案在新疆导致的后果

东突分子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毛拉60年代被判刑。80年代被释放后，在当时的政策下安排进入叶城县任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伊斯兰协会常委。此人公开宣称：你们关了我20年，我要用30年实现新疆独立，夺回被你们剥夺的20年。此人80年代提出“十年舆论宣传，十年游击战，十年正规战”，在此期间他培养了 “800弟子”，成为十多年来搞分裂活动的先锋和骨干。800弟子大部分仍散落在新疆各地。

60 年代破获的分裂组织“东突党”，涉案5869人，牵涉到我政权内高级干部。当时只判刑百余人，大多不了了之。判刑的80年代也都陆续出狱，这些人遍布全疆，是分裂势力的种子。

胡乱邦说30户人家就可以修一个清真寺，使得新疆成了世界上清真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全区清真寺2万多座你难道能把他拆了不行。

小结：胡乱邦的两个问题

胡乱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另外，胡乱邦还仅仅是个典型代表。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 紫 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回赠猫头鹰

邓力群回忆胡耀邦的族群政策错误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 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回赠猫头鹰

再转一个右派加胡粉的

写这章非常犹豫。胡耀邦是大家公认的伟人，两袖清风，不计私利。但在西藏呆过的人对胡耀邦的评价却是有所保留，认为胡耀邦80年底去西藏的讲话造成了今天西藏局势的复杂。

我母亲在79年得了严重的心肌缺氧，住了几次医院不见成效，最好的治疗办法是回内地。79年下半年，父母带着我的弟弟，请假回内地治病（后来办理了内调手续，他们再也没有回过西藏）。而我因为正值高二（高考年）的缘故，一个人留在拉萨（我哥那时已参加工作，当时在南京药学院进修一年）。我80年春离开拉萨回内地参加高考，这一离开已是28年，至今还没有机会回西藏看看。

从前面所写可以看出在西藏的汉族干部是因为组织的调动才去西藏工作，在工作中也兢兢业业，为西藏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尽管七十年代的拉萨比内地的城市还是落后许多，但比起五十年代的拉萨已是变化巨大。由于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又无工业，许多人从事宗教活动，五十年代的拉萨连柏油马路、电力系统都没有。

在文革初期，西藏经历了较短的打砸抢和武斗。有少数内地红卫兵到西藏串联、鼓动，但打砸抢寺庙、破四旧的基本上是藏族青年。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那场全国性的灾难中有所波及也是没有办法，不能认为那是汉族有意破坏西藏文物和文化。而正因为中央对西藏特别有指示"西藏不要搞武斗"，才使得西藏有较宽松的环境，许多寺庙也得以保护。

我72年去拉萨，也许因为小，没有感受到宗教压迫。从外面看，布达拉宫、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都保存得挺好。虽然不对外开放，但里面有僧人居住。在大昭寺外面，每天都有许多人烧香磕头，也在拉萨街头看到有来拉萨朝拜者磕长头（双手合十，高举过头，然后行一步；双手继续合十，移至面前，再行一步；双手合十移至胸前，迈第三步时，双手自胸前移开，与地面平行前身，掌心朝下俯地，膝盖先着地，后全身俯地，额头轻叩地面。再站起，重新开始）。

每年的五一、十一，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原达赖的夏宫）对公众开放。在那里，以藏族为主的游人会早早来到，几家亲朋好友围坐在草地上，喝着酥油茶、青稞酒，谈笑、唱歌、跳舞。一直到黄昏，带着几分醉意，唱着歌，走在拉萨的街道上归去。我在初三或高一时曾写过一篇拉萨街头的作文描述这种平静生活的情景。我们那时感受到的是平静、安全、犯罪率极低的拉萨。晚上补课，也从来没有安全问题。

80年底胡耀邦去西藏，对拉萨的落后很不满意，说："汉族干部在西藏这么多年是怎么干的？汉族干部不要赖在西藏，只要有现在的百分之二十就够了，西藏主要让藏族人自己管" （大意，而这样的政策并没有经政治局集体讨论，是胡耀邦一时冲动提出来的）。此语一出，在西藏可是炸了锅了。汉族干部那是满腔的委屈、愤怒。明明是组织调动，打了多次请求调回内地的报告都无法得到批准，怎么自己想赖在西藏？绝大多数人付出了身体的代价，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实事求是的说，那时的干部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真心实意的做好工作，努力建设西藏，而不是"统治"西藏。

胡耀邦的讲话在藏族中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汉族是来"统治"我们的。这"帮助"和"统治"，概念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81年春，原本平静的拉萨开始了针对汉族的打砸抢暴力行为。我哥那时仍在拉萨，对这种改变感受很深。我86年出差去天津，看望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一位在西藏是我家老朋友的叔叔。81年这位叔叔还在拉萨市公安局，他向我讲起了81年拉萨治安的恶化和他们工作的高强度和高度紧张。这同我在拉萨时的情况简直是两个世界。

81年我在内地，也要"感谢"胡耀邦失误的西藏政策，许多在西藏工作的人陆续调回内地，父母同这些一起在西藏工作过的人最亲，大家互相帮助，走动联系得很勤。大人们经常说："民族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事，胡耀邦瞎来，水平太差，要不了多久肯定下台"。这话不幸而言中（当然不是因为西藏政策的缘故，但胡耀邦做事好冲动是原因之一）。

90年代我在香港同一位在80年代去过西藏工作（后来采用轮换制，三年一换，户口不迁，关系不动，提职提薪）的人交谈。不知怎么，谈到西藏，他激动地讲起胡耀邦西藏政策的失误，质疑胡耀邦的水平。我想凡是在西藏工作、生活过的人，虽然从理智上都知道胡耀邦是个伟人，但从感情上总是心有芥蒂。正如我自己，在谈到胡耀邦时，心里总会想到他在西藏政策上的失误，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壊蟑螂

关我们屁事，想管也管不了

哔哔奸商

关我们屁事+1

回赠猫头鹰

如果是拉萨打砸抢的受害者就是不这么想了。
另外胡耀邦还有一个外号叫乱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