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发感慨：中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将继续存在和忽悠

heline

越看越迷茫了....管他西医中医呢，老子赶明儿个开始“自医”了，估计等同自缢的效果了....

哔哔河蟹

靠 才睡了会儿就1800了……   继续盖楼加跑题

深绿

我k！都上升到三个代表了！
要不我们变节算了？

这可是把反党反动的大帽子往我们头上套口牙~

怕怕…

josephtien

避难所第一高楼了

哔哔小牛

座高楼吃早饭，感觉H极了~~

castor13

引用第1818楼zfj1028于2009-06-01 00:27发表的  :
中医和中餐更本就是两回事。

不是who说就要废中餐，只不过要减少盐分的摄入。

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西医就是现代医学的俗称。

但是在餐饮上没有。
.......

餐饮上没有什么?
既然不能因为中餐偏咸就废中餐，那为什么就能因为理解不了中医技术而废中医？

pipi2000

引用第1831楼castor13于2009-06-01 09:50发表的  :


餐饮上没有什么?
既然不能因为中餐偏咸就废中餐，那为什么就能因为理解不了中医技术而废中医？

不该废中医，我认为应该中医变成中医疗法（如果再过十年中医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castor13

引用第1823楼armnotstrong于2009-06-01 00:36发表的  :
该主题已被管理员屏蔽!

我去！黑人都人参了！

猫爪瘾君子

加块砖写论文去

castor13

引用第1799楼zfj1028于2009-06-01 00:08发表的  :

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中医还不会消亡，行政原因。但是应该对其药方进行检测。

毕竟这是对人体的，性命交关哦。


又说什么性命交关。说了半天，引出一串问题来：

每年，在中国，同样有合法行医资格的中医和西医中，中医和西医的至死率是多少？
每年，在中国，同样有合法行医资格的中医和西医中，中医和西医的至愈率又是多少？

一年的有了，历年的呢？总体趋势分析呢？

没有以上客观、真实的数据，谈啥兴废？

pipi2000

引用第1832楼pipi2000于2009-06-01 09:53发表的  :


不该废中医，我认为应该中医变成中医疗法（如果再过十年中医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现在大部分医院都是这种编制，中医就是一个科室。

pipi2000

引用第1834楼猫爪瘾君子于2009-06-01 09:56发表的  :
加块砖写论文去

问嘴米用的，老兄你是文、理、史、工哪类的？

sin

离人气排行榜的榜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目标三冠王

armnotstrong

中国人你们要淡定
要知道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并无科学，中国人不懂格物，更难谈至知，
1893年之前，中国人连科学是个毛都不知道！
如今也不必浪费时间把大好的西学放在眼前不用，去苟延什么“古文化”的残喘

古汉语没有章法，必然抛弃，现代汉语依然是换汤不换药，不能标音，单音节单字无扩展性没有未来，象形字也约束了中国人逻辑思维，隔阂国际间交流，更不用谈占用两个字节这样的劣迹，在一个优秀的程序员眼中，汉字出现在计算机上原本就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信息时代怎么还有这种文字在？还指望汉字来编码吗？那个发明王码的人简直是拖历史的后腿！现代科学的教育，怎么还可以用汉字这么不科学的东西来传授？用汉语这门落后、模糊的语言教授科学，中国人不科学的根源就在这里、不科学的罪魁祸首就在这里！

农历就根本没发生过什么效用，什么观察月亮与星象，什么指导农事，根本就是瞎蒙的，蒙了4、5千年还不够，现在阳历传入都一个多世纪了居然还在用，还跟封建迷信、传统节日混在一起毒害群众。放着这么科学的公历在这，农历还有什么用，还指望有一天全世界计算机系统采用农历吗？

中国的稻作文明的闹剧也该收场了，那个袁隆平浪费财力物力去研究水稻杂交，中国人自己都喂不饱。水稻那么好，美国怎么没来研究研究增产技术？人家美国不屑研究。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就是以水稻为主的饮食结构不科学，面包牛奶才是科学！你们还抱着水稻不放，早晚被袁隆平之流害死！

提到这个袁隆平真是让我扼腕叹息！袁隆平是个天才，真正的科学家，少有的科学家，可惜啊选错了方向走错了路，到现在还在为水稻摇旗呐喊，殊不知，水稻不灭，中国几千年稻作文明不会灭，几千年非科学的饮食习惯不会灭。
他把广大纳税人的钱用在了祸害纳税人的地方，这怎么能不让人气愤！
只有面包和牛奶可以救中国人，他要是把精力投到小麦杂交上，现在的成绩就该是举世瞩目的了，而不像现在，一说起袁隆平，只是说他养活了十几亿人，他是养活了这些人，可是没让这些人从腐朽肮脏的饮食习惯里解脱出来！他研究手段是科学的，研究目的却是非科学的！这种典型的改良派道路怎么能有出路？
可叹啊可叹，这就是中国，再尖端的科学家都不能摆脱历史的包袱、摆脱保守势力的桎梏！！！！

中国传统建筑科学，对不起，是传统建筑伪科学也早就随着西方先进建筑理念和建筑材料革新而终结了。什么经验截面，说到底还不是瞎蒙的？斗拱不就是搭积木一样简单的道理吗？梁思成找传统建筑的出路他找到了吗？没有！他用他在宾大学的那套西方先进的古典建筑结构力学理论妄图结构中国古代建筑，他老人家失败了，斗拱走向消亡了！结构理性走向消亡了！中国古建筑哪有什么力学，哪有什么理性！你要跟李明仲讲力学，他都不知道“力学”是拿来吃的还是拿来玩的！你看现在，居然还有人在搞什么仿古建筑，更可笑的是像清华、东南大学这样以土木建筑为品牌的正规大学居然还在教授古代建筑历史与理论，还在鼓吹它研究它，这是什么？这是反动！


尤其是这个中药，把神农氏吃死还不够，还要前赴后继去送死，中药那么好美国人怎么不用？其实现在美国人早就研究明白了你中药是骗人的，你还抱着不放。还要浪费人力物力去研究。现在什么经济形势？什么国内国际形势？谁还容你自搞一套慢慢研究？你放着美国那几位顶尖科学家历经这么多年呕心沥血最后在顶级科学杂志上发表并得到国际公认的论文不理不睬，等于是落水了还不稀罕人家来救你，还说人家别有用心！你看那个保健师王澄就看得很清楚，他虽然不是医生，但是他在美国啊，看得比我们都清楚！

赶紧和过去说再见吧！赶紧割掉精神上的小辫子吧！

armnotstrong

咳咳，还是转点正经人写的正经东西吧


载《读书》2001年第9期


                                                           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

                                                                         田　松

　

　　大约从1998年开始，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再度展开。火大概是从《中华读书报》的“科技视野”点起来的，火势在各媒体迅速蔓延，一度有燎原之势。正方以中科院唯一的科学史院士席泽宗为代表，反方按照吴国盛的说法，以少壮派为主。正反双方各执己见，几个回合之后，差不多就自说自话了。火势逐渐平息。不料在2000年8月20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正反双方“有”“无”两派第一次以庞大的阵容面对面地展开了交锋。
　　科学史所几乎每个周日都有一次“天地生人”讲座，天文地理、理工农医，几乎涉及到和科学沾边的所有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之有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该讲座的主题，但大多是正方在发言。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换届会议在8月下旬召开，科技史界的重要人物将靡聚京城，“天地生人”的主持人宋正海先生想趁此机会，把正反双方请到一起，进行一次心平气和的交流。我在科学史所一向被认为是反方代表，所以宋先生把我列为召集人，希望我邀请更多的反方人士参加。实话说，起初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致。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担心既不能心平气和，也不能有交流。但是宋先生几次真诚的电话使我无法拒绝，恭敬不如从命了。
　　按照行政官员的术语，这次讨论会可以说级别非常之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资深研究员郭书春、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伯聪、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刘长林、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李根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系主任江晓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北京大学哲学系年轻的博导吴国盛、近年来在科学传播领域风头正劲的刘华杰，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风云人物济济一堂，有些在媒体上有过交锋的人还是头一次见面。宋正海特别地请来科学史所所长刘钝研究员主持会议。此外，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印度科学史家苏巴拉亚巴（subbalayappa）也应刘钝之邀参加讨论并发表印度古代之有科学的高论。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可算是李约瑟问题的延伸。但是问题延伸到这儿，情况有些不妙。在讨论李约瑟问题的时候，前提还是中国古代有辉煌的科学技术，有，而且辉煌，所以问题才是为什么到近代落后了。现在连有没有都成了问题，难免使某些“有派”人士怒形于色。记得在一年前的一次“天地生人”讲座上，就有人激动地指责刘兵卖国。这也是我回避这类讨论会的原因之一。
　　本次座谈会中的发言大多都曾公开发表过。郭书春根据他对刘徽《九章算术注》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有演绎推理；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有农学；李伯聪再次宣传归纳逻辑：说有易，说无难；刘长林根据他对内经的研究指出，中国有自己的一套与自然打交道的体系，有自己的科学。反方的立论几乎都从定义着手，先解决什么是科学，再讨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有科学。刘华杰与刘兵都从不同的角度做如是之论，简单地问有无与否，是没有意义的。江晓原的到来让我略感意外，他人在上海，所以不在我的邀请之列。江晓原以其天学研究和性学研究在人文学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作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席泽宗先生的高足，江晓原似乎该属于正方才对，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却证明，中国古代天学与古希腊天文学的目的和功能截然不同，所以他特别强调他的研究对象是天学，而不是天文学。为反方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有必要详述的是吴国盛的发言，吴国盛将这一争论放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要点如下：1，无论正反双方都承认，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取决于科学定义的宽窄，宽则有，窄则无。如果取窄的定义，不仅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但是，吴国盛强调，即使取最窄的定义，古希腊也是有科学的。2，所以问题的关键、争论的焦点在于，为什么要宽，为什么要窄？选择某一定义的出发点和意图是什么？吴认为，有无科学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其它国家是否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印度人是否争论印度古代有没有科学？于是3，吴点出了话语权这个核心，有无之争，实际上是中心与边缘的话语权之争。吴提出了由宽到窄的三个科学的定义（见后），分析了三个层次的边缘与中心问题——现代性与非现代性；收敛性科学与发散性科学；数理传统的科学与博物学传统的科学；在这三对关系中，前者都是中心，后者都是边缘。而中国古代知识，无论从哪一个层次看都处于边缘地位。如果以三个前者为标准，会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如果站在后者的立场，答案就是“有”。吴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以《边缘与中心之争》为题发表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季刊，本次会议组织者之一）2000年第四期。
　　吴国盛的分析得到了许多人的首肯。“有无”问题“并不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它不能通过历史考证得到解决，而是代表着一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立场。但是，尽管吴本人更愿意站在倾向于“有”的立场——这与其自然哲学立场是一致的，我仍然要把他作为反方代表，而且我相信正方也不会接纳他。吴的第一点归纳也不全面，因为只有反方同意，在宽的定义下“有”；而正方几乎不谈定义问题，也不愿接受仅仅在宽泛的意义上才“有”的结论——那样无非是说，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的科学，只有马马乎乎的科学。或许吴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边缘与中心之争》中略去未谈。
　
　　我既然作为反方代表，不妨从反方的立场讨论这个问题。
　　科学一词并非中国的土产，是作为SCIENCE的译词从日语进入汉语的，其最初的含义当然就是SCIENCE。而SCIENCE，在西方语境中的意义应该是：源自古希腊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遵循因果律的定量化的知识体系。这大致可对应于吴国盛提出的第三个定义，最窄的那一个——“把科学定义成‘近代科学’，即在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这是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科学定义。”按照吴的边缘中心论，此种定义上的科学居于最最中心的位置。SCIENCE在阐释世界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对它的崇敬有如滔滔之江水，别的理论体系也不免希望沾点科学之光，于是一部分人文学科被称为“社会科学”，原来的SCIENCE改称“自然科学”。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大致可对应吴的第二个定义，次窄的那一个——“把科学定义成由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相当于西方特有的哲学、形而上学，是西学的核心学科。”但显然更大。
　　在现代中国，科学常与技术并称，成为科技。这个简称给偷换概念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实际上，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是很晚的事，在科学史的大部分阶段，二者毫无关系，它们的关系差不多要到工业革命才开始发生。而“科学的技术”——由SCIENCE推导出来的技术，比如电磁波的应用，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在科学的技术出现之前，全世界各个民族所采用的技术都是“经验的技术”——来自经验并通过经验的累积而逐步发展的技术。但是，我们通常并不对技术做这样的区分。于是，科技一词就有了几个层面的含义：科学、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技术。技术便通过科技这个中介被转换成科学的技术乃至科学本身。比如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都是经验的技术——因为是技术，所以是科技，所以是科学的技术，所以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科学之辉煌的例证。在中国学者的笔下，“科技”一词有时指非常具体的实用的技术，有时指关于自然的一些知识，有时又认为这些技术和知识就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当然，也有的时候是形容词，相当于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这种对科技的理解大致相当于吴国盛提出的第一个科学的定义，最宽的那一个。“把科学定义成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这种定义不大区分科学和技术，与‘文明’相近。”
　　但是，这个定义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定义，它并不具备一个判断此物为此物而非彼物的功能，在这个定义下，还有什么东西不是科学？借用混沌专家斯图尔特（Ian Stewart）的比喻，我们可以无限扩展“象”的定义而把一切动物都说成是“象”，猪是短鼻子无牙象，鸡是尖嘴巴有羽象。李约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概念混淆造成的，一旦把科学与技术分开，李约瑟问题也就被消解了。子问题一，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为什么到近代落后了？答：因为中国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而近代西方技术获得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所以中国落后了。子问题二，中国古代有辉煌的科学，为什么到近代落后了？答：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大前提不成立，所以是个假问题。
　　当然，这个无意义的定义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古代争得了一个“科学”的名分，这正昭示了吴国盛的分析，这场争论的实质关乎科学话语权的争夺。

　　毫无疑问，科学及科学的技术是我们迄今为止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有力的武器。在长期的唯科学语境中，科学早已成为一个大词，一个大的形容词，具有正确、高明、有效等正的含义，而非科学则隐含着对应的负的含义。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意味着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正的还是负的判定，进而，这种判定又成为爱国与否的标志。所以刘兵才会被斥为卖国。1986年，江晓原曾提出爱国主义不应该成为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在当时引发的情绪更加激烈。在这种语境下，几乎所有反方都谨慎地在“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判断前打一个补丁：“如果从现代西方科学的角度定义科学”。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为正方所接受。
　　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总结祖国科学遗产，总结群众和生产革新者的先进经验，丰富世界科学宝库”（袁江洋《科学史：新的综合》，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23页）的任务。用今天话语来解读，可以认为其中隐含着为中国古代争夺科学话语权的意图。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从起点开始就参杂了感情因素，这些感情因素往往决定了搜集资料的方向，也影响着最后的结论。学术研究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感情因素，怀着强烈感情做出重大成就的学者也非鲜见。但是，使结论避免感情的干扰无论如何应该是学术的前提。反过来看，中国学者以如此强烈的激情争夺科学话语权，恰恰表明，中国古代即使有科学，也不是处于中心，而是处于边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一直有两个潜在的策略：一是尽量采用宽泛的科学定义，这样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可供研究的内容；二是与中心的科学进行比较——尽管对科学采取了宽泛的定义，但是在研究者内心深处，仍是以西方科学为正统，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编史程式是，“参照现代科学从古代典籍中离析出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知识，并就之与西方科学中同类知识进行印证。”（袁江洋，23页）这样可以证明我们不仅有很多科学，而且还有很高明的科学。比如根据勾三股四弦五，说我们已经有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相当的定理，于是称毕达哥拉斯定理为勾股定理。又如天元术，说它相当于解方程，我们便有了相当于解方程的数学。当然，这两个策略并不是通过理性分析制定的，而是在唯科学语境下无意识地实行的。吴国盛说：“需要特别提出来引起注意的，是那些接受了第三种定义，却还是坚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人们。很显然，他们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很显然，这是不能以逻辑来判断的。这两个策略正表明了中国学者既希望中国古代有科学，又以现代科学为正统的矛盾心态，同时也是使矛盾得以平衡的方法。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自鸦片战争开始动摇，到20世纪中叶，已经支离破碎。以现代科学来衡量评价传统知识体系，便如将散落的传统技术珍珠镶嵌到现代科学的框架之中。这种镶嵌固然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传统知识，但是对于传统本身，可能是一种误解。如陈寅恪所说：“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之哲学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转引自刘兵《克里奥眼中的科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8页）比如建筑，现代建筑学会涉及到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室内外装饰等学科，而中国传统建筑技术的相关学问则包括风水术，这在今天被视为迷信，完全排除于科学之外。
　　不妨把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比附研究与西方加以比较。当西方科学史追溯到牛顿以前，科学尚未呈现明朗形态的时候，许多后来属于科学的内容同样混杂在后来被称为伪科学的炼金术和占星术之中。科学史的创始人萨顿的做法与我们的科学史家差不多，他把古代知识中有后来科学成分的内容剥离出来，完全不管这些内容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和位置。
　
　　“萨顿《导论》所记录的是合乎实证科学观的科学知识。如，萨顿愿意记录古代炼金术中的仪器，却不愿记录其中的思想性成分，这样，他便将知识同其历史背景完全剥离开来。这样一种历史，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不是历史。”（袁江洋，30页）

　　这种历史，被巴特菲尔德在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诠释》中称为“辉格史”。在英国历史上，辉格党人曾经以历史为工具宣扬自己的政见。现在，辉格史一词专指那些从今天的价值观念衡量历史，重构历史的编史方式，比如中国文革时期的儒法斗争史。而科学史在科学进步观的语境下，一直有很强的辉格倾向，中国科技史的比附印证法也不例外。1 巴特菲尔德强调反辉格史，是要摆脱现在的观念对历史的强奸。历史是不断生长的结果。如一条小溪，当它从山石中涌出时，完全不知道未来的归宿，它只能随形就势，按照最小作用原理流出自己的道路。即使它最后流入大海，也不能说它的每一次旋回跌宕，每一次交汇分流，都预示着盐分充足的未来。

　　但是，萨顿的辉格与中国的比附印证还有着重大的差异。无论如何，萨顿的工作是在西方知识传统内部进行的，沿科学的长河上溯，必然会到达炼金术这片沼泽地带，萨顿的辉格在于他只强调沼泽中的水，但沼泽中毕竟有水。而中国传统知识的主流并没有汇入到现代科学中去，尽管我们可以说道家的炼丹术中有化学的成分，但是现代化学只能上溯到炼金术，却不能上溯到炼丹术。因为炼丹的思想传统并没有与现代化学接轨，而是被现代化学生生打断了。同样，现代数学也不能上溯到天元术，不能上溯到勾三股四弦五。这样，中国科学史的比附就很有点像在内流河中寻找海洋的渊源。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也会有若干溪流通过中亚、西亚以及印度汇入到现代科学传统中，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溪流并不是中国传统知识的主流。如果我们把那些溪流作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对象，则其内容注定不是现在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主体部分；而如果把主流作为对象，则必须承认，所谓中国古代科技是与西方科学不同的另一种知识体系。

　　“从根本上讲，所谓‘中国古代科学’压根就不同于西方近现代科学，压根就不适于作纯内史型的理解。西方科学生长于西方文明中，自近代以来发生了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建制化，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中国古代科学’生长于中国古代文明之中，没有经历过西方科学曾经历过的那些重要变化，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生长。正因为意识到了东西方科学之间的基本差异，李约瑟才将其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巨著命名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C）；也正因为我们对此缺乏明晰的认识，我们过去所进行的有关研究才无法从思想层面上或者说从根本上实现对李约瑟的突破。”（袁江洋，23页）

　　刘钝也说：李约瑟SSC的意义之一在于承认文明的多元性，承认非西方传统的文明的意义。这种意义绝不是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功德碑”可以概括的。（刘钝，《李约瑟工作的现代意义》，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

　　那么，该如何指称中国以及其它古老民族有别于西方文明的诸多知识体系呐？袁江洋提出“小写的复数的科学（sciences）”这一概念。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荣格《纪念卫礼贤》，通山译《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143页）。某些正方人士如刘长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有科学的。显然，这种科学大致相当于传统知识体系，与吴国盛提出的三种定义都不相同，可算是第四种。但是，它与吴的第一种定义非常容易发生混淆。吴在叙述了第一种定义之后，马上说：“按照这个定义，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国，是决不可能没有科学的。没有科学，他们都是怎么活过来的？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如何组织他们的社会生活？不要说中国，任何一个文明，无论它多么原始，无论它是否延续下来了，它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科学’，即特定的与自然打交道的成功方式。”其中“特定的‘科学’”就很容易被理解成sciences。吴自己也许就是这样理解的，但从其行文来看，这个“特定的‘科学’”的所指只能是第一种定义的科学，即“科学+技术”。两种定义的最大差异在于，小写的科学并不是一个大筐，能把各种东西一股脑都装进去，而是先就承认了各种文明形态的差异，把它们所具有的知识体系装入不同的小筐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最宽的定义，相反，却是许多窄的定义的集合。另外，并非所有文明都能具有某种小写的科学。因而吴下面的断言就让我无法苟同：“我认为，李约瑟就是在这个意义（第一种定义）上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科学’的，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无不妥。”第一，依袁江洋的理解，李约瑟并不是在第一种定义下，而是在sciences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的；第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科学”与“技术”同时出现，都会被中国读者解读成SCIENCE，何况，译者未必不是做SCIENCE来解。所以这种译法不是“并无不妥”，而是大大地不妥。
　　即使在sciences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古代科学，也必须时刻小心，尤其是遇到类似李约瑟问题的问题时，更要注意，此科学不是SCIENCE。各种sciences本身已经是独立的知识形态，它们有自己的文化渊源，也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它们并不必然要发展成为SCIENCE，当然也不是SCIENCE的初级阶段。
　　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古代没有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就说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失去了意义，从sciences的角度看，也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它表明了前述爱国心态和科学主义的之间的平衡失去之后向科学中心的倾斜。其实，一旦我们把科学史研究的目光从比附印证中移开，投向整个传统知识体系，就会获得一个更大的研究对象。“对于传统技术与科学的珠粒，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将这些珍珠镶嵌在现代知识框架之中；其二，回到传统思想的语境，将珠粒还原为珠链。”（田松，《从太和殿的建造看经验、技术和科学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8期）第一种方式相当于比附印证，如果排除其中的辉格成分，把西方科学作为一个参照系，降到与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同等的地位上来，就可以把这种研究视为科学领域的比较文化学。当然，要全面真实地理解传统知识体系，必须采用第二种方式，把散落的珍珠还原成珠链或者珠网。在这种还原的过程中，现代科学同样是不可回避的参照系，也是必须应用的武器。在此，不妨以郭书春和江晓原作为两种方式的例证。郭书春把中国古代数学的珠粒与现代科学对比，发现中国古代有演绎逻辑；而江晓原则把中国古代天学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科学对比，发现中国天学不是天文学。
　　当然，小写的复数的科学也可以视为争夺话语权的另一策略，它强调了边缘的价值，对中心进行了消解，因为在这个意义下，西方科学只是这诸多小写科学中的一个——尽管是当下是最庞大的一个。但是问题在于，既然小写的科学大致等于传统知识体系，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使用“科学”这个大词？
　
　　我一再引用的袁江洋是科学史界的青年才子，在科学编史学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也自称牛顿专家、波义耳专家。现在牛津访问。当时他就住在科学史所院内的宿舍，座谈会期间也曾来到会场，在后面听了好一会儿，却没有发言。
　　讨论进行两个小时后，场上气氛热烈起来。由于前面各位反方代表已经做了充分的表述，我便来个剑走偏锋，把正方的意见推向极端，以示之谬。我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动物有没有科学？如果说能生存，能解决衣食住行，就有科学，动物也该有科学。而且，蜜蜂能够建造出符合现代科学计算的以有限材料获得最大强度最大空间的蜂巢，是否更懂科学？第二，中国先秦是否有佛教或者佛教思想？按照一般的观点，佛教是从汉朝传入中国的，中国先秦注定没有佛教及其思想。但如果有朝一日，按照某些佛教人士的预测，佛教成为地球的球教时，我想就会有人把老子的“无”解读为“空”，把庄子的“优游任运”说成禅宗先驱，来论证中国先秦存在佛教思想。如果这种论证是荒谬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墨子著作中的一部分提取出来说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第三，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才是爱国？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
　　我的第一个问题所针对的是取最宽定义最容易引申出来的一个错误推论，即把技能和对技能的认识混淆起来。会使用撬棍，与认识了杠杆原理，其间有天地之别。孰料我话音未落，就有人果断地回答，动物也有科学。这足见第一种定义之荒谬。在这种泛科学逻辑下，恐怕连细菌都有科学，如果细菌不懂遗传学，怎么能够准确地自我复制？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心态。凡是好的东西必然是从我们家出来的，至少也是我们家有的，在对待中国古代科学的问题上，同样潜存着这种心态。同时，我也对比附法提出了质疑。
　　第三个问题是关乎策略。其实我和正方一样，也想说自己很牛，只不过策略不同。正方的策略是：你们家最牛的东西我们家也有；而我的策略是：你们家那个牛的东西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家有另外一种东西，跟你那个东西同样牛。
　
　　会后，江晓原杯茶论英雄，评吴国盛的高论为最有水平的发言，评在下的归谬法为最精彩的发言。


（发表于《读书》2001年第9期，发表时有删节。《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六期全文转载，并由作者进行了补充和删改。）

2000年12月8日
2001年3月19日
北京 稻香园

1 袁江洋和刘兵巴特菲尔德所批判的辉格史观都有过许多介绍，参见刘兵《克里奥眼中的科学》。

heline

虽然我骨子里还是中医的粉丝，但还是保留下我自己的观点吧，继续在家“自医”.....

armnotstrong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
                              ——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
                                                                                 江晓原
    一、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论战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20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90年代初《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另一方面，“有”派的论证“也有许多高招”：
    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又如，因为“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有”派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要么古代中国西方半斤八两，大家都没有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
    鄙见以为，面对这些争论，读读《西方科学的起源》是大有教益的。
　　二、科学的定义和起源
    要讨论所谓的“西方科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当然应该听听西方学者的意见，所以这本《西方科学的起源》中译本的出版真可谓适逢其时。
    本书作者戴维·林德伯格(David C.Lindberg)，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是中世纪科学史方面的权威，曾出版过《中世纪的科学》等著作。1999年获得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奖项——萨顿奖章。《西方科学的起源》曾获约翰·坦普莱顿基金会神学和自然科学杰出著作奖，而它的中译本则获得了2001年度“Newton－科学世界杯科普图书奖”一等奖（即入选“十大科普好书”）——尽管对于此书能否列入“科普”范围不无争议。
    《西方科学的起源》有一个冗长的副标题：“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450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作者的概念是明确的，我们从中能够获得的教益也是很明确的，先看其中的两点：
    (1)所谓“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科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也就是说，《西方科学的起源》所采用的“科学”定义，和当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人所用的是一样的。其实这是最自然不过的。采用任何其他定义，虽然从逻辑上说皆无不可，但实际上都无法导出有益的讨论。
虽然林德伯格在讨论早期情况时，也主张“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还指出“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注：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ｊùｎ＠①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3页。）但是无论怎样宽泛，他毕竟还是要“对科学的技艺方面和理论方面加以区分”，（注：《西方科学的起源》，第3页。）而且从书中所言内容可知，他至多也只是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理方法以及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包容在内而已。
与此相比，国内“有”派人士所乐意采用的科学定义，那就经常是宽泛得无边无际了。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成简单的“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甚至在大猩猩那里也可以存在，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多少价值呢？如果论证出中国古代已经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又能给我们增加多少荣光呢？所以采用这类宽泛无边的定义，只能使得“科学”概念庸俗化，却很难引导出有意义的结果。
    (2)此书作者认为，这种“科学”的起源，则需要考察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间的欧洲科学传统。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仔细体味此书最后一章“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遗产”，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林德伯格在这一章中简要回顾了西方科学史界关于科学发展连续性的论战，即所谓“连续性问题”，就是争论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究竟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争论中世纪对于近代科学有没有贡献。林德伯格本人自然是主张“连续”的，这从本书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书中具体的例证也比比皆是，例如他在分析了托勒密的天文学贡献之后，结论是“托勒密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注：《西方科学的起源》，第109页。）等等。但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主张“连续”的还是主张“断裂”的，有一个前提则是共同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这个前提在争论双方心目中都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显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连续性问题”才能有意义。
　　三、如何看待古希腊科学对后世的影响
    当然，林德伯格的观点也不是什么神圣经典，否认古希腊科学之源头地位的人士自然可以不服。有两个看上去颇为雄辩的说法，支持着这些人士。
    第一个说法，是强调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是在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斗争中发展他们的学说的，以此来证明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简直是非但没有积极意义，反而起了阻碍作用。（注：宋正海等编：《边缘地带》，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然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无论在具体年代上，还是在基本结构上，都根本是两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李约瑟有一些错误的说法，长期以来曾在中国产生颇大的影响，例如李氏有两段经常被中国科学史界、哲学史界乃至历史学界援引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僵硬的同心水晶球概念，曾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15页。）
    耶稣会传教士带去（中国）的世界图式是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封闭的地心说；这种学说认为，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中心的同心固体水晶球构成的。（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643、646页。）
    这些论述有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水晶球模型实与托勒密无关。托勒密从未主张过水晶球模型。（注：关于此事可参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1987年，第28卷第4期。）实际情况是，直至中世纪末期，圣托马斯·阿奎那(T.Aquinas)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神学全盘结合起来时，始援引托勒密著作以证地心、地静之说。若因此就将水晶球模式归于托勒密名下，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说“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最多也就几百年，哪有一千多年？
    再进一步来看，欧洲天文学至迟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个宇宙体系都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事实上，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乃至牛顿的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的天文学。今天的天文学，其基本方法仍是通过实测建立模型——在古希腊是几何的，牛顿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当代著名天文学家当容(A.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
    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注：当容(A.Danjon)：《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页。）
因此哥白尼、伽利略即使是和亚里士多德学说“斗争”（这种所谓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后人虚构出来的——实际上只是学术之争），也绝不会去和托勒密斗争。事实上，他们都是在托勒密《至大论》的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妨重温先哲之言：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70页。）
    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史研究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注：《自然辩证法》，第30～31页。）
    考察西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对于理解这一问题是特别有益的。
    第二个说法，是追问既然古希腊有科学的源头，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之一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
    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没有作用的虚招，中国有一句成语“枯木逢春”——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绿渐生，盛夏而树荫如盖，你怎么能因为寒冬时它未出现新绿，就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就好比长江的源头在西部，但东流入海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你怎么能要求它必须一下山就入海？
　　四、争论的现实意义
    面对近年有那么多人士加入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注：2000年8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相当大、级别相当高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足以作为有许多学者关心这一争论的例证。但是这次会议迄今所产生的最有意义的文献，却是会上一位在读博士研究生田松提供的。他在一篇题为“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发表于《读书》2001年第9期）的长文中，分析了会上有重要意义的各种观点和论证，当然也表明了他本人的观点——他是一位“无”派人士。）有人曾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疑问——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争论这个问题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一个有着明显现实意义的问题。
    站在一些“有”派人士的立场上来看，一方面，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们中有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将学术研究和“爱国主义”之类的非学术因素联系起来，试图使自己在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还可以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或者使他们的某些活动更具学术色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热情，他们热切地希望为这些“东方的智慧”正名，要让这些东西进入科学殿堂。他们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风水轮流转”——相信欧美在科学技术方面引领风骚的年代就要过去了，“轮也该轮到中国了”。而“轮到”中国后中国靠什么去引领风骚呢？他们认为就是要靠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所以他们指望的是，论证了中国古代有科学，就会比较容易为这些方术“正名”。
而“无”派人士的忧虑则更为深远。他们之所以坚持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定义，一再拒绝各种各样的宽泛定义，从而不让“有”的结论在理论上成立，至少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1)担心接受宽泛的“科学”定义会给当代的伪科学活动开启方便之门。如果古代种种性质暖昧的学说和活动都可以纳入“科学”的范畴，那么今天许多类似的学说和活动——往往和伪科学很难划清界限甚至结着不解之缘——也就可以据此为自己争取某种合法地位了，而这恰恰是坚持科学立场的学者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2)担心助长公众在科学问题上的虚骄心理——中国在科学方面还非常落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实在是太缺乏科学了。如果宣称我们古代早就有了科学，这就好比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孩子，父母正在为他的学习问题忧心如焚，这时却来了一个阿姨——也许她是好心的——说道：啊呀！咱们小宝这样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很好很好了呀，他在小学里早就是三好学生了呀……那父母会怎么想？“无”派的学者，很担心“有”的论证会在客观上成为这样好心办坏事的阿姨。
　　五、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
    据说，有前辈曾质问一个正在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而又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年轻人说：你既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来这里读科学史学位干什么？沿着这一思路往下思考，则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又可以直接引导到“为什么要进行科学史研究”这个问题。许多人士——包括一些科学史研究者在内——认为，科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就是两条：一是通过“发现历史规律”去促进未来科学的发展；二是在历史上“寻找”科学。
    不幸的是，这两条至少都是虚幻和自作多情的。
    仿佛就是针对第一条，在《西方科学的起源》的中文版序中，林德伯格写道：
    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解决现代科学史的难题，我们就不会从了解早期科学史中获得任何裨益。（注：《西方科学的起源》，第13～14页。）
    确实，科学发展有没有“规律”，如果有的话能不能被“发现”，迄今都没有任何明确证据。因此研究科学史不会解决现代科学史的难题。负责任的科学史研究者也不会向社会作出虚幻的承诺，说自己可以预见甚至“指导”未来科学的发展。
    至于科学史研究究竟可以提供什么，林德伯格指出：
    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人类对科学所涉内容的认知程度，那么历史研究，包括对早期科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
    科学史还……揭示了科学思想与其他知识或信仰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等——的关系。
    历史研究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科学事业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注：《西方科学的起源》，第3页。）
    作者在《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中，正是这样做的。
    针对第二条，林德伯格也有论述：
    如果科学史家只把过去那些与现代科学相仿的实践活动和信念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结果将是对历史的歪曲。……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诱惑，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注：《西方科学的起源》，第13页。）
    这段论述，对于我们来说堪称切中时弊。因为曾经有、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士在公开表达或下意识中认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目的就是为自己的祖先编写一本功劳簿或者光荣册，而除此以外都是不足道的。这样的见解并非中国学者所独有。如果说在科学史研究的发轫时期这样的见解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就难免要阻碍中国科学史研究走向世界了。

深绿

忽然想到，在中国，“科学”的概念似乎的确被无限扩大了…

在俺们学校，理科工科叫XX科学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文科的却也叫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科学”早已不是简单的Science可以解释的了…

pipi2000

引用第1843楼深绿于2009-06-01 11:11发表的  :
忽然想到，在中国，“科学”的概念似乎的确被无限扩大了…

在俺们学校，理科工科叫XX科学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文科的却也叫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科学”早已不是简单的Science可以解释的了…

很对人分不清科学和学科。

armnotstrong

问题就在于
SCIENCE言说体系下的各种sciences该怎么办。
怎么看待这种边缘化？
抛弃它们？
还是继续研究它们？
怎么研究？
用SCIENCE体系来解构诠释？那么如何才能自洽？还能拿来用吗？
以史学的眼光来还原？那还能有发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