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不抵抗”真相

沙子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是这样说得：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入侵东北，蒋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不战而丢。

历史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听老萨来说说。

背景：

日本方面

有些历史专家认为九一八是关东军发动一个偶然的事变，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

早在日本明智维新开始，日本就制定了以夺取东亚殖民地实现大国梦的所谓大陆政策。

作为岛国日本，他们在很多方面和同时岛国的大英帝国非常相似。而英国的例子说明，作为资源贫乏，人口较少的岛国来说，夺取海外殖民地是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强国的唯一方式。

如果没有广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岛国永远只是一个二三流强国，但是永远不可能和真正的一流强国对抗。

二战中的日本虽然已经埋头发展了整整六十多年，但是仍然不是苏联，美国，英国这些世界一流大国的对手。苏联在外蒙的作战中轻松取胜，使得日本在苏联最困难的1943年也不敢进攻苏联的远东。美国佬初期被日军偷袭导致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后期又把主力放在欧洲和德国纳粹血拼。但是就是这样，整个二战美国人用在太平洋战场的不过是百分之三十的军事力量，这就势如破竹的打垮了所谓大和精神。这足以说明岛国的局限。

相反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在二战后丢弃了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随即成为一个欧洲二流国家。曾经的世界第一强国，成为美国对抗苏联冷战中的小跟班。甚至在之后的马岛作战中，和一个武器全靠购买的阿根廷对抗都损兵折将，最后还是靠了美国和法国的支持才勉强获胜。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如果想真正的称霸亚洲或者说称霸世界，就必须夺取海外殖民地这一条路。

日本人实际也是这么做的。当时的东亚只有朝鲜，中国，日本，琉球四个国家。朝鲜和琉球都是中国的属国，当时的日本孤悬海外，根本无足轻重。日本在明智维新维新开始的十三年后，就用武力夺取了琉球，强迫其君主禁止对中国进贡。此时中国在各国列强的压迫下已经丢弃了本国的不少领土，更无力管理海外的藩属国。1879年，日本把琉球王尚泰押解到日本东京，同时改琉球王国为日本冲绳县，琉球国就此灭亡。

在占领琉球的同时，日本瞄准了中国属国朝鲜。1882年，由于李氏王朝非常腐败，拖欠士兵粮饷数十个月不发，汉城朝鲜守军忍无可忍发动兵变。当时实际控制朝鲜的闵妃（所谓的明成皇后）吓得逃出皇宫。朝鲜国王李熙的父亲，前任摄政王李是应（大院君）煽动并且控制了兵变，他借助这个机会组织了自己的政府。

日本正苦于没有机会进攻朝鲜，现在借口自己大使馆的日本外交官被杀，派兵进攻朝鲜。但是此时中国军事力量仍然不弱，他们认为李熙受过中国的册封，是正统的国王。大院君此举是篡权行为。中国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出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的舰队，迅速登陆捉住大院君并且押送送回中国，同时扶持国王李熙复位。日本慢了一步失去了出兵的理由，同时日本畏惧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当时正是北洋水师的全盛时期），只好忍气吞声的退兵回国。

第一中日在朝鲜的较量中国胜出。不过十年之后的甲午中日战争，腐败的清军终于被日本击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也就是说放弃朝鲜作为藩属国），同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夺取了朝鲜（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台湾和辽东半岛，可谓大获全胜。

不过此时的列强并不把日本放在眼里，认为日本没有资格和他们争夺中国的利益，由俄罗斯帝国带头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给中国。日本对到口的肥肉强迫吐出极为痛恨。

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夺取了外围的很多领土，剩下的就是东亚富饶的中国东北了。中国东北物产丰富，地广人稀，实在是一块日本梦寐以求的伊甸园。

日本军方和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就认为，只有首先占领东北和蒙古，扩充自己的力量。之后继续占领中国大陆地区，实现自己的大国的美梦。进而继续占领东南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实现自己称霸亚洲，然后称霸世界的几千年的幻想。

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日落西山，根本无力制止日本的入侵。但是，日本的另一个对手却出现了，就是同样盯住中国东北几百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在满清的最后六十年内，通过一系列的武力入侵和威逼恐吓，夺取了东北的很多特权，并且实际把东北作为自己的地盘。日本试图染指东北就必须和俄罗斯一战。

终于，日俄战争爆发，双方在东北投入30万俄军和25万日军，最终以双方总伤亡15万的代价，日本击退国内已经开始爆发革命的俄罗斯，夺取了东北南部（南满）的特权，比如铁路附近驻军权和煤矿开采权等等。由于日本在战争中损失十分惨重，也无力继续扩大战果，东北北部（北满）的特权仍然由俄罗斯控制。

日本初步达到了目标，之后日本借助一战，攻击了德国在青岛几乎成不上军事力量的部队。并且强迫北洋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其中主要是要求扩大东北的日本既得利益，比如把大连旅顺和南满铁路租期扩大到九十九年，日本人可以在南满获得当地土地的所有权等等。简单来说，就是把南满通过条约合法化的吃掉。

但是，由于学生爱国五四运动，袁世凯的死亡和美洲强国美国开始进入东亚的事务（美国开始涉足亚洲，他当然不会满足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政策，日本当时国力还没法和美国对抗），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条款没有得以实现，日本人的美梦又落空了。

时代进入20年代，由于世界大战的停止和国际体系的形成，日本已经不便于直接使用武力进攻来夺取在中国的特权。一系列的战争并没有实现日本占领东北的目的，而只是占据了南满的一部分地域。日本高层决定改为寻找中国傀儡的办法，他们很快选中张作霖。

东北方面

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是是个颇有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的政治家。他清楚的明白日本利用他实现在东北的利益的目标，他同样反过来利用日本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张作霖很快夺取了东北三省的地盘。狡猾的张作霖在夺得地盘和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后，就开始或明或暗的对抗日本人。对于张来说，日本人并不是他的朋友，在其执政的十年内，日本对其威逼利诱都让其切齿痛恨。除了这些以外，作为中国人出于历史原因，张本能的对日本民族有一种骨子里的蔑视，这些都让张和日之间的合作无法长久继续。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日本人只希望张作霖控制东北三省，成为日本傀儡。日本人并不希望他继续入关，破坏日本的满蒙侵略政策。同时如果张作霖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增强，日本人就无法有效控制住他，之前所有的在张身上的投资，等于打了水漂。

而张作霖自己自然不满足于关外的地盘，他一心想染指关内，甚至能统一中国。但是张的目的和孙中山并不相同，中山先生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复兴中国，张则是想成为中国新的皇帝，这在美国军事人员对张的观察中就很好的体现出来：张作霖主持政务时坐的是帝王宝座一般的椅子；外出时也仿效帝王规格，金沙铺路，街上行人要回避，店铺要关闭门窗。清朝贵族和遗老们，见此情景眉开眼笑，升腾起恢复旧日天堂的希望。

其次，日本的目的是希望把东北作为期殖民地。他们的手段主要是加大移民，加大投资和加大驻军。1928年，日本努力把在东北的移民扩大到20万，并且制定了移民100万户的计划，最终把东北汉人变为少数民族，从而彻底变为日本人的领土。

但是张作霖并不是省油的灯，他在激烈的谈判逐步放宽日本移民限制的同时，大力从从中国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吸收关内移民，这些人移民的速度远远超日本移民的速度。东北的日本人仍然是绝对的少数民族，无法形成合法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再次，张作霖利用很多可能的小手段削弱日本人的特权。在日本人通过大量的军事援助得到在南满的商人居住权欣喜若狂以后，他们惊讶的发现奉天政府用非正式的命令让中国人禁止租房给日本人，日本人狼狈不堪。据当时日本外交官统计，奉天政府用于限制日本人的非正式条文大约有一百多条。

另外，张作霖相近一切办法的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4０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坦克。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不过3０万，没有海军和飞机。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军事力量很强。

真正有了这样一支准现代化的部队，张作霖的腰杆渐粗，敢于公然抵制日本人的各种动作。

这些利用日本又不愿意出代价的行为都让日本方面震怒，他们决心干掉张作霖，重新找一个东北代言人。

1928年的北伐战争中，张作霖的盟友孙传芳和张宗昌已经在决定性的徐州会战中全线溃败。6月初，张宗昌扔下残余部队只身逃亡大连，孙传芳随即在北京发通电下野，二者的残部都向北伐军投降。

6月4日，当张作霖在得知孙的通电以后，知道大势已去，发表出关通电，并于当夜撤离北京。

而1928年6月3日下午4点30分，也就是张作霖准备乘车返回奉天的两个小时之前，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对张作霖落井下石―――逼迫张作霖在《日张密约》上正式签字。张作霖却并不买帐，他在办公室破口大骂日本人。芳泽在客厅里听得一清二楚，最终未能被张作霖接见。这让日本人彻底决定了必须除掉张作霖。

张的专列在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时，被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河本大作预设的炸药包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稍后死亡。

但是，这又是一个日本传统的战略弱智行为。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在众多其父的心腹将领的帮助下，立即控制住了局面。

还在关内的奉军由张学良、杨宇霆率领撤回东北，东三省的军队立即进入一级戒备，仿制日军的偷袭。总之日本局势非常稳定，日本人期待的社会紊乱现象并没有出现。日军虽然已经集结了部队，但是实在找不出奉军的漏洞。依靠在东北的几千日本驻军也无法和关外的30万奉军作战，只得作罢。

随后的少帅张学良的担任东北新的领袖。张分析各方面得失以后，觉得如果继续和保持所谓独立和日本勾结，难免最终落到其父一样的下场而且还会落下个千古骂名。同时作为任何一个中国人，杀父之仇自然是不共戴天。最终张终于决定东三省加入国民政府。

1928年12月29日上午7点，奉天城内外的政府机关全部取下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日奉军全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总司令委任状。日本军人为了夺取满洲炸死张作霖，最终导致战略上的完全失败，并导致田中内阁垮台。

中国在分裂了十五年以后，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一个让日本人恐惧的统一的中国终于出现了。

中央方面

蒋公认为近代中国的悲剧无非在于满清的腐败独裁和国家的分裂。在推翻满清以后，国家统一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办法。

孙中山先生1925年去世时，国民政府实际只控制了一个小小的广东省，军费和开销都要考地方人民的超额赋税和苏俄的一些援助勉强支持。在一年多的准备和联系以后，部分地方军阀加入北伐的行列，但是北伐军初期可以使用的只有7万人（总数15万）。而他们的对手吴佩孚控制了湖南湖北等地，有军队30万人。孙传芳控制了富饶的华东五省（江苏，浙江，福建等），在强有力的经济的支持下，孙有20万装备较好的部队。有着42个姨太太的张宗昌的鲁军，控制和山东等省，有20万大军（其中还有几千白俄雇佣军）。另外就是奉军可以实际作战的35万主力。冯玉祥也有20万的军队。

当时蒋公的目前主要是借鬼打鬼，他借助一些地方军阀的力量（比如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击溃这些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

北伐的进城中遭遇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列强的干预，日本出兵济南，国共的全面分裂和中共在北伐期间的武装起义。但是蒋公从整体上顾全大局，最终完成了国家的形式上的统一。

北伐成功以后，能够直接对抗中央的强大军阀势力除了东北军以外就不存在了。下面要做的是转而对付参与北伐的地方新军阀，实现国家实际的统一。

当时中央政府实际占有南京、上海和江浙一带；冯玉祥占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阎锡山占有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和平津两市；桂系李、白占有广西、湖南、湖北，支持桂系的李济深占有广东。

蒋公在1929年召开编遣会议，试图使用和平的手段虚弱地方军阀的军事力量。当时中国中央军约有40万，地方军阀的部队高达150多万，总数接近200万。在整个会议中，地方军阀同意把全国部队（除东北）减少到80万人（50个师），军费能够保证在各省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下（原来包括中央的军费都是地方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二十，老百姓无力负担）。

蒋介石的标准是战斗力强装备好的留下，其他部队都解散。而中央军的战斗力自然很强，那么主要淘汰的就是地方军阀部队。中国军阀几十年来都靠枪杆子为命根子（老毛都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们看来这些的裁军行为比抢他们的老婆还要过分。

回忆不欢而散，之后各地军阀随即起兵对抗中央。

不过此时的地方军阀力量已经较弱而且很多将领已经接受的三民主义，无力向北洋军阀那样有数十万兵力和中央决战。

桂系的白崇禧和李宗仁首先出巨资联合冯玉祥出兵，蒋公深知他的结拜兄弟冯玉祥的个人性格。他随即用比桂系出价高的多的200万银圆和山东省的地盘把冯玉祥争取过来。自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在作战上还不是蒋公的对手，二个月内桂系23万部队中部分将军被收买阵前倒戈，其余部队被全线击溃。李白二人放弃湖北湖南和河北的地盘，率领少量残余部队逃回了他们贫瘠的老家广西省。

之后，冯玉祥试图控制蒋公许诺给他的山东省，地方中央军将领表示没有接到命令，冯玉祥出兵20万开战。但是冯部下著名的有奶就是娘的将军韩复榘和石友三被蒋公巨资收买，冯部还没有打就损失了10万部队，之后自然很快战败，冯逃到阎锡山的地盘寻求保护，被阎锡山软禁。

之后，张发奎与驻广西的桂军残余部队联合进攻广东，郑州的唐生智和驻安徽的石友三同时出兵，不久全部被蒋打败。

这些战役以后，地方军阀虽然部队数十万，战斗力大大削弱，已经不可能在和中央的对抗中全面取胜。

1930年，阎锡山在意识到中央下一个目标是他的情况下，联合各地军阀全部残余部队，开始了规模庞大的中原会战。在四个月的激战中，双方损失高达25万人（主要损失的是地方军阀部队）。桂军又被打回广西，冯部和阎部初期虽有一定近战，但是很快被中央军击败，部队损失惨重，陷入被动局面。

此时，阎蒋方面都在争取还在东北观望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学良并不急于出兵，而是希望等到战局明朗以后参战以便获得最大的利益。终于，蒋公的1000万和华北地盘的诱惑让张学良决定支持中央，10万东北军入关。东北军中央军配合，全歼了冯玉祥残部的全部主力，阎锡山主力被歼灭残部逃往山西，桂系则逃到广西，这些地方军阀再也没有力量和中央对抗了，中原大战以中央的完胜告终。

中原大战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极为重要的，在之后的抗战中没有出现控制一省以上的军阀公然投敌的情况。如果中原大战国民政府没有获胜，日本入侵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地方各自为政的残破中国，不用打也知道胜负了。

中国历史上来说，一个统一的中国既然敌人在强大也是难以征服的。南宋虽弱，由于国内比较稳定，仍然抵抗强大的蒙古人43年之久。大明末年虽然恶疾产生，仍然力拒满清十多年。到了李闯杀死大明皇帝以后，分裂的南明政权迅速被满清势如破竹的摧毁。

回到日本

北伐刚刚开始，日本人就错误的判断中国人永远会沉溺于内斗，不可能实现统一的大业。（蒋中正《抵御外侮》）随着北伐军的成功，日本开始恐惧。它首先试图帮助地方军阀把北伐军阻挡在长江以南。到了北伐军渡过长江攻陷南京和上海以后，日本干脆在山东济南等地出兵，试图亲自消灭北伐部队。到了北方军阀全面失败以后，日本由帮助奉军的残部退回东北并且试图强迫北伐军保证不会进攻东北。

到了东北归附中央以后，情况似乎越来越对日本不利。

一．国民政府和东北政府开始试图废除不平等条约和租界。

北伐期间，1927年1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人面对强大的北伐部队没有作出什么举动，只好从武汉撤军。

1929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

1929年7月，张学良绝对以武力收复北满中东铁路管辖权（为中苏同时管辖），解除路局管理层苏方人员的职务并遣送出境。双方随即开战，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中国军人死伤2000多人，苏军被击毙143人，受伤665人。最终，以苏联方面的胜利宣告结束。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12月26日，中东铁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

张学良敢于对苏联动手，虽然最终失败，但是也表明了中国收复东北不平等条约的坚定的意识，这让日本方面非常恐惧。

二．张学良和南京政府利用种种手段削弱日本在东北的势力

1931年，东北建立了运输委员会。他们试图建立一条地理位置更优越和更现代的铁路，来打垮陷入困境的南满铁路。

同时，国民政府开始授意张学良开发葫芦岛海港，用来削弱旅顺和大连港的影响力。

还有诸如禁止中国劳工为日资企业服务和禁止日本新移民入境的情况。

总之，一切都对日本满洲利益极为不利，照此发展下去，日本的势力不用十年就会被彻底赶出出东北。

三．日本国内遭受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

日本经济一片萧条，大量工人失业（东北的日本人就有数万人事业），农业遭受灭顶的打击。总之，日本人感觉找不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那么利用军事侵略占领富裕的东北好像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此时对于日本来说正是侵略东北的最好时机。世界各国陷入经济危机无法自拔，苏联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期，张学良10万精锐开入关内，东北军在关外兵力大大削弱，国内日本老百姓也认同侵略东北的主张。总之，一切都是最好的时期。

四．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的提高

从五四来势，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一直高涨。日军在北伐出兵济南以后，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反日大游行。

日货在中国销售量也大大减少，原本由四分之一的日本货物出口到中国，中国是日货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样的打击让控制日本经济和政治的财阀们非常不满。

除了民间以外，中国政府方面也出现了一定反日情绪，这让日本方面很敢恐惧。

1930年中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在公文中使用“支那”这个有歧视性的词语称呼中国，日本随后同意今后在公文和新闻报纸中不再使用“支那”，改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这体现了中国大国情节的恢复。

据日本潜伏特工的密报，蒋介石已经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开始制定对日本的长期战略，准备重新夺回台湾和朝鲜。这里面就包括利用德国装备建立新式陆军的计划。

开始

日本在开始之前已经在自己本国国民之内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试图得到人民的认同

1931年5月29日，在日本侵华军第二师团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他说:“打开我国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海外发展。

板垣征四郎和被称为日本军界“思想家”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都认定，1931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一年以后行动”的计划。

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

1931年7月，驻守京都的日军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出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了10万份题为《醒来吧，为了国防》的传单，传单中极力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情况的地图。

同时日本国内利用万宝山和中村事变跳起国内对中国的仇恨，这些宣传很好的煽动了日本百姓的反华情绪。

军事方面，由于东北军仍然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在东北。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在1937年8月特别邀请关东军、朝鲜军（林铳十郎）与台湾军（真崎甚三郎）司令官，举行海外司令官会议，共商日本海外驻军的任务，及彼此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陆军省在八月同意在九月调派日本的十九与二十二个精锐师团，进驻朝中边境，以提高日军在海外应变的军力。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更利用机会，与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大佐，进行了军事支持的联系。

石原、板垣与花谷多次会谈下，决定在当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制柳条湖事件，正式发动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军部时，已经把准备发动事变的计划，秘密告知军部，很快得到他们的支持。

同时关东军开始大量的演习工作，模拟进攻沈阳的一切可能情况。一时间，日军驻地枪炮彻夜不停，连周围的中国居民也习惯了。

这些行为让中国方面的一些政治家感觉到了威胁，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发现关东军的变化时曾写信予以提醒。

国民政府方面也向张学良密送过一些情报，但是张学良对此缺乏重视。认为日本人最多是挑衅，是为了扩大南满铁路的利益，所有并没有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也没有下令东北军进入全线戒备。

张学良出于错误的判断，于1931年9月6日下令给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终于，1931年9月18日晚10点，日本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队队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6名日本士兵和二名重金聘请来得中国无赖，他们炸毁了沈阳附近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一小段铁轨。由于日本并不想真正破坏他们重要生命线南满铁路，炸药的威力很小，十分钟以后的一辆南下火车毫不费力的通过了爆炸区域。

河本随即枪杀了二名中国无赖，并且把二套东北军军服套在他们的身上，用来诬陷东北军。

之后半小时内，关东军最高参谋官垣征四郎大佐下令已经准备半年的关东军全线进攻沈阳、长春、营口的东北军。之后，关东军最高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对日本东京参谋本部发电告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接到报告以后，日本军方大喜过望，日本陆相南次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该发生的事情终于来了。”

日军武力入侵东北的行为终于开始了。

英特雷克ceo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国内军阀保存实力造成的结果~
小声说一句~字好多~看的我发晕

沙子

九一八张学良毫无疑问应该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1.在战前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爆发并非没有前兆，上集已经说了，张学良其实已经从各方面得到了大量得相关情报。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贪婪举动甚为担心，而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国民政府情报机几乎每周都向张学良提供 关于东北驻扎日军在大规模进行模拟进攻辽宁和吉林的演习的情报（按照日本和东北方面的协议，这类演习应该事前通知东北方面，但是日本并没有告知），还有日本军舰向旅顺、大连秘密运送士兵和辎重的详细情报。

甚至在九一八发生前半天，有二个日本士兵剪断了沈阳北大营的电话线这样重要的行为，都没有引起张极其幕僚的重视。

所以说，就一般得常理开说，张学良早在五六个月之前就应该预计到日军会有大规模得军事行动。

但是张学良毕竟过于年轻（当时不过二十九岁），他根据以往得经验，错误得判断这些都是日军的挑衅行为。挑衅的目的是为了发动小规模的冲突，进而获得新的特权和赔款。而此类挑衅时间从张作霖时期到现在层出不穷。到了1929年以后（国民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日本特权），冲突几乎天天都有！用张学良自己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当时关东军士兵天天在街上找东北军士兵挑衅。看到东北军小兵扛着带刺刀的步枪，关东军小兵就上去在刺刀上划根火柴。而东北小兵也不含糊：你敢在老子刺刀上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之后经常演变为数个甚至上百人的斗殴时间，常常出人命。

总之，中小规模冲突不断。张学良说：遇到这种事，我们就尽量低调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了后来我就下命令让士兵一律不要理会日本人的挑衅。

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东北边民和朝鲜边民的械斗中，日军军警用机枪扫射中国边民，并且挑动国内反华情绪，当时张学良也低调处理。

张学良在事后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到：“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

9月又出现了中村事件，其实处死一个在它国活动的间谍就国际法来说也是没有问题。但是面对日本方面的强硬态度，9月5日张学良对应召抵北平的参谋长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荣：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给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中国人古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算你少帅判断日军不会大举进攻，但至少也应该在军事上也该做一些防备。

此时得东北军不但没有增强防御力量，还反其道而行之。东北军在九一八之前一个月仍然不断从东北抽调军力入关（日本只花了三十根金条就收买著名的三姓家奴石友三，石在华北起兵占领河北石家庄，对抗入关的东北军。张学良为保证对石得绝对优势，从关内调动五个步兵旅增援），导致关外本来就实力较弱得东北军又雪上加霜。

到九一八日军全线进攻时候，东北军的主力仍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数百里的地域，从军事上说：这种分散兵力的一字长蛇阵和自杀差不了多少。直接得后果是九一八初期，日军虽然出动兵力并不多（一万多人），但是在局部仍然能够集中优势兵力，保证战力得绝对优势。日军只用二天时间就基本击溃这些分散在数百里铁路线上得东北军，迅速完成了军事战略上胜利。

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万5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居然只有6000人。东北军原本就是军阀部队，和雇佣兵差不多，在好男不当兵得中国，当兵都是活不下去的农民子弟混口饭吃的手段。这些军阀混战中参军的东北军，和抗战中很多战役中有死无退得爱国中央军和地方军根本无法相比。加之东北易帜没有多久，当兵得普遍没有什么高深得国家民族得意识。其兵源素质和战斗力都无法和号称世界一流的日本精锐关东军相比（日本自称关东军士兵是最精锐的士兵，战斗素质高于苏军，美军和英军），现在连数量上都没有绝对得优势，从现在得角度来看：如果九一八不失败才是奇迹。

2.爆发当时处理失措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当时张学良的所在有各种说法。野史说：张学良正在某女星的床上作乐，在听到下属报告以后仍然沉溺于温柔乡，第二天才急忙去处理。这种说法有市场，但是是不对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当晚正在跳舞，下令不许任何人干扰，所以在几小时后才听到这个消息。

其实此时的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在北平的一个戏院。据当时的外国人回忆，张在听到下属报告以后，立即起身带领卫兵离开了戏院。

张由于早年抽大烟后来又改为静脉注射，虽然后来戒掉了毒瘾，但是身体一直很差。在1931年7月又感染上了伤寒，断断续续住院很久。

1931年9月，张学良一直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根本不在东北。

孙子兵法中特别强调一线指挥官得作用，因为战局变化万千，每个小时都可能有重大得变化。胜利和失败得战机往往就在十几个小时到几个小时内。抗战围歼日军得湘西会战中，就是因为74军军长对敌人突围详细情报得了解迟了24个小时，导致日军一个师团突围，在绝对优势得局势下没有完成全歼日军得既定计划。所以说，身处后方得所谓大元帅或者最高指挥官往往不能够了解前线得真实情况，很多重要得军事举动必须由一线指挥官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曹操，刘备，蒙古皇帝成吉思汗，罗马皇帝恺撒，打仗都要亲到第一线得原因。

所以说，张学良不在关内，无法了解具体得情况，是很难作出准确得判断。九一八当天的判断失误就是很容易发生的了。

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张就必须也应该指定一个能够控制东北大局得心腹指挥官，让他能够随机应变的处理问题。

但是九一八开始时，张学良并没有任命任何一个能力足够得人来主持东北大局，从而导致九一八开始以后军队一片混乱没有指挥得情况。

更令人吃惊得是，除了缺乏控制大局得统帅以外，东北军得重要军政人物居然都不在自己得岗位上。东北三省中得二省主席――东北军副司令兼任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和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因为各种原因都不在他们所负责的省份。直接得后果是，九一八以后吉林省代主席很快率部投敌，黑龙江地方军事将领也很快投靠日军宣布黑龙江“独立”。

除了高级军官将领以外，中级军官也好不到哪儿去。就拿日军首先进攻的北大营来说: 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日军进攻当晚根本不在营内，而是在外参加社交活动。除了旅长不在以外，该旅下属的三个团长，居然都在营外（当天是军队发军饷的日子，很多军官都违背军法出去找乐子去了）。战斗开始以后，只有一个团长王铁汉听到枪声后火速赶回北大营。

当过兵的网友都知道，作战时候，当兵的能作的就是听命令行事。一般绝不可能自作主张，至于大的方面比如战略战术甚至地理位置都是中级指挥官所了解，当兵的是不知道的，也不需要他们知道。比如当时台儿庄血战得士兵打完仗才知道自己所在得地方是台儿庄。当兵得所能做的就是听上级的命令。现在这种局面，能够下命令得军官都不在，普通士兵如何有效抵抗？

日军炮击北大营时，在北大营最高长官是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旅参谋长赵镇藩，他在找不到旅长王以哲并且非常惊惶之下，只有一再的以电话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

荣臻并不了解情况，他根据张学良前几日的命令回答：北大营士兵暂时不允许抵抗，等待命令。

随即荣臻火速打电话报告张学良情况，张学良已经从戏院赶回协和医院，他当时回答是：这是日军借演习挑衅，要避免日军找借口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荣臻随即打电话给赵镇藩，命令其北大营士兵不许开枪还击，稍后又指示该旅应该立即突围。

当时冲入北大营的日军士兵只有不到千人，东北军士兵数量是其数倍。但是由于东北军一，无长官。二，无武器（战前为了防止士兵私自和日军冲突，已经将武器集中管理。到了开战时候找不到负责武器的人员）。三，遭遇突袭后军心大乱。东北军陷入一片混乱最终只作出了微弱的自发抵抗，后来在赵镇藩下令突围以后随即一哄而散。该旅绝大部分突围成功，只损失很少的人员。

当时张学良九一八当晚亲自下的命令，可以从荣臻九一八后得报告中清楚得体现，他在报告中写到：报告张副司令 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

此时张学良连夜在北平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商量对策。

这个会议特别体现了张学良军阀的本质，张认为目前得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日本想效仿苏联中东铁路事变一样，通过一场局部战争夺得南满更多得特权。此时中央政府已经分裂为南京，广州二个政府，派系斗争激烈，广州的国民党反对派争取到了很多国民党资深大佬通过各种手段要求蒋公下野。同时中央还在对地方军阀激战，不可能给予东北军太多支援。

所以如果中央政府决定和日军全面开战，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东北军必当首当其冲，而且必将遭受日军严重的打击。早在和苏联的中东铁路冲突中，中央政府也是支持东北军和苏联开战，结果中央军没有出兵支援，东北军独自作战导致损失接近一万人（被俘8000多人），伤了元气。此时日本出兵规模虽然不明确，但是怎么也比中东路苏联出兵要大得多。如果再和全面日本开战，实力占绝对劣势的东北军必然要遭遇严重损失。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这支东北军是张家二代人苦心经营几十年才得来得，当然不能这样损失掉。

所以张学良决定命令东北军不要抵抗，遇到日军就后撤或者突围，要军队尽量保存实力。同时一方面通过张学良重金收买得日本政府高层制止日本军方得行为，一方面通过中央政府得外交部诉诸国联大会，期待列强将其制止，另外张学良紧急派遣秘密特使去苏联，希望借助苏联在北满得利益牵制日本。

决定了以后，下了命令以后，张学良在19日凌晨才电告蒋介石，所以不抵抗得命令可以明确是张学良自己下达得，并没有经过国民政府得任何指示。

具体可见历史资料中９月２0日晚，张学良对外国记者得谈话记录，张学良当时说：１８日夜，日军突袭沈阳，并将该处与满洲其他各处占领，成一作战行动。此举实毫无理由，且为未有之先例。……其作此行动，适逢中国在水灾、共祸与内战分扰期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个行动后，即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这段话中“余令部下不得抵抗”，“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是张学良本人下令不抵抗的。

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在九一八当晚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张学良只得从命。这种说法已经被张学良晚年自己多次澄清。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说明晚年的张学良还是一条汉子。

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８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替张学良晚年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最可靠的还是以下的内容

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谈的话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实际上张学良说得也是对的，因为18日晚和19日早晨得蒋公正在永绥号军舰上，该舰18日离开南京前往南昌剿共指挥部，由于军舰上没有高效得通讯设备，蒋根本无法知道情况。19日中午军舰开到湖口蒋才得知日本进攻的消息，但是对具体情况仍然不清楚，后赶快发电向张询问具体情况。但是此时已经晚了，张学良得不抵抗命令已经下达了。而沈阳在9月19日晨6时30分丢了，19日下午5时30分，长春也被日军占领。

同时19日，驻朝鲜的日军开赴东北支援关东军，日军数量很快增加到四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满铁株式会社的退伍军人。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快拉大了。

可以说，张处理得后三种方法都没有错，通过外交渠道试图解决也是一种办法。但是张学良保存实力避免冲突得原则是大错特错了。

避免冲突得前提是日军发动局部得中小规模冲突，因为这些冲突是为了获得一些特权或者敲诈一些钱。避免冲突可以保存实力，最后赔钱让步来平息事变，这样可以保住根本。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暂时得让步是为了将来得反攻。但是现在日本得目的是占领整个东北，连老窝都没有了，一切都完蛋，根本谈不上将来得反攻。

张学良得初期判断失误和一意孤行是九一八惨败得最大原因。

3.爆发后缺乏应变

果然，东北军在接受了避免冲突得命令以后大部没有做抵抗就扔下几乎全部得辎重和装备各自突围，向锦州和山海关方向集结。

这让世界大跌眼镜，客观来说，从满清末年以后，中国还从来没有不作抵抗就全军逃跑得局面。鸦片战争，义和团，北洋水师，北伐军济南事变，虽然最终都是惨败，但是都还做了相当得抵抗。就连手持大刀长矛得数十万义和团还和武装到牙齿得八国联军作战数月之久。

九一八开创了中国历史得先河，也不怪后来东北军士兵以后根本无法站直腰。

初期由于张学良判断失误而导致东北军得不战而逃得结果是 仅仅一万多人关东军使用闪电战的手段，在九一八爆发二十四小时内（9月19日一天时间内）就占领省会沈阳和长春，还占领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等数十个大小城市。

20日占领熊岳城；21日占领吉林；22日占领通辽、郑家屯、牛庄。

1931年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就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在这一周中，日军基本没有遭遇强有力得抵抗。

其中第一天就丢掉了军事重镇沈阳和长春，尤其是长春乃南满铁路的终点，是吉林西边的门户，若日军侵占长春，可东犯吉林，北攻哈尔滨，西图洮南，再取齐齐哈尔。日军占领长春当年只遇到少数爱国东北军士兵得自发抵抗，其他士兵不战而逃。

至于沈阳失陷，沈阳守军几乎是不顾一切得撤退，所有重要军事和民用目标全部被日军接收，损失极为巨大。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短时间内丢失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大部分地区，除了日军经过长期攻占东北的演习，每个士兵对入侵东北的各种行动都熟知以外，张学良下令保存实力才是短时间溃败最重要的原因。

从战略得角度上来说，仅仅九一八事变得二十四小时后东北军就已经从战略上陷入极端得被动，很难挽回败局了。这些都是张学良错误判断得恶果。

可以说，到了九一八 3天后得22日，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得目的已经昭然若街了。

此时张学良就应该果断调整战略，命令部队立即就地抵抗，最大程度得阻止日军得继续进攻，同时寻求国际上和中央方卖弄得帮助，尽可能得挽救败局。

至少如果张作霖还活着一定会这么做的。

但是，张学良和其父亲不同，他没有什么处理重大事务的经验和能力。他当上东北王是靠了老子张作霖的势力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来的。张二十岁成为少将，二十五岁成为中将，二十八岁成为东北王，三十岁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成为仅仅次于蒋公得中国二号人物。张出身富贵而且一路顺风，并没有像蒋公，老毛，周总理一样经过数十年得激烈残酷得政治军事斗争得锻炼，所以缺乏把握大局和应变的能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张学良在1928年错误估计东北军和苏联得实力，贸然向苏联出兵，试图收复以前毫不羞耻的宣布放弃在中国所有特权的苏联政府在东北中东铁路的特权。这种行为非常只得称赞，也是张学良一生所作得少有好事之一。但是客观来说，东北军本质上和桂军，湘军，西北军这些军阀部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奉军在张作霖时代连只装备少量苏联装备得中央军也打不过，怎么能够对付当时世界第三强国得苏联？擅自对苏联出兵，集中体现了张学良的不成熟。

对苏联得错误进攻，导致张学良又得出了苏联和日本大大强于东北，因为尽一切可能回避冲突得错误观点。张认定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正面对抗，正如他在晚年回忆中所说“当时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张学良迅速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又可见其不成熟。

至于九一八当晚得错误判断，老萨个人觉得倒是不应该过多责怪张。毕竟人人都有失误得时候，巴巴罗沙计划开始得时候，苏联莫斯科也曾经下令苏联边防军没有得到命令不得对德军作出抵抗。张学良初期的判断失误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到了第二日19日，关东军全线进攻，东北连续丢失那么多重要据点得情况下，自然应该立即改变战略。

可惜张学良此时集中表现了其年轻，能力不足和私心过重，在初期判断失误以后，中期张又没有迅速应变得才能，最终导致了一周丢失辽宁大部和吉林全部得悲惨局面。

4.治军无能，部下叛变极多

可以说，虽然日军准备充分，东北军不战而退，但是毕竟东北三省幅员辽阔，人口也有三千多万，全部征服也没有这么容易。

老萨一向认为：统一得中国只要政府不是极端独裁腐败和愚民，按照中国人得民族精神，根本不可能有外敌能够打垮我们。除非是有大量熟知中国事务的内奸投靠敌人，东北军正好符合了老萨得说法。

当时得中华民国的东北地区一共有四省，分别是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和一个哈尔滨特别行政区。事变发生之后，有二个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得军政负责人先后投敌。

日军19日迅速占领得只有辽宁省得大部，辽宁省长臧式毅后来投降日军，成为满洲国得高官。

19日，日军进攻吉林省。吉林省参谋长兼任代理主席熙洽竟然命令部队打开城门，欢迎日军进城，日军第二十团一弹未发就占领了吉林。

至于哈尔滨的东省特区，有后来担任满洲国总理大臣得哈尔滨特区首长张景惠作内应，日军基本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哈尔滨。

黑龙江方面，洮辽镇守使（洮南至辽源一带）张海鹏勾结日寇，宣布黑龙江省“独立”，并且随即出兵进攻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部。

真正予以抵抗得就是马匪出身得黑河警备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他在黑龙江和日伪血战一月，给予日军很大杀伤。但是马占山只有2000多人的骑步兵，日军有5000人左右，还有四辆装甲火车和数十门重炮，马部杀伤日伪3000多人以后，最终不敌退出首府齐齐哈尔。

黑龙江是一个特例，除了黑龙江以外，东北军高级军政将领临阵叛变的极多，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伪满洲国的鹰犬，丢尽了中国人和东北人的脸。

这种情况让老萨非常不能理解。照理来说，张学良夫子治理东北军几十年，其得部下应该都应该是经过仔细挑选得绝对可靠心腹。

没想到一到开战，这么多重要位置行政和军事将领投敌，导致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二省一个特别行政区，大大加深了关东军侵略得胃口。就连开始怀疑 经济危机中能够完成侵略  的日皇裕仁也说：东北军真是太监军队。

对比起来，整个抗战期间，蒋公直属得黄埔系将领，除了一人以外（刘峙得侄子，一个低级参谋），没有一人投敌。

老毛得红军在长征期间虽然损失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得军队（一路征兵到陕北），将领也死伤不少，但是也没有一人投降国民政府（给蒋公写自白书的湘赣边区孔荷宠除外）。

可见张学良治军之无能。

5.最重要且无法辩驳得卖国行为－－放弃锦州

请各位网友特别注意这点，这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得。

中央明确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张拒不执行。

日军进攻锦州时候，张学良已经将主力撤走，锦州没有发生过战斗。

放弃锦州是张学良无法辩驳得卖国行为。

锦州地理位置极端重要，它是关外和关内连接得重要咽喉和门户，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大明曾经和满清辫子兵在锦州厮杀多年，争夺这个军事重镇。内战中，中共和国民政府围绕着锦州做了长达半年多年得激战，最终中共使用了十几个野战纵队（东野一个纵队一般5万人左右，辖3师9团外加1炮团）和几十万民夫，用了整整二个月才攻陷锦州城，这些都足可见见其地理位置得重要。

日本关东军攻陷沈阳以后，张学良命令所有突围部队向锦州集结。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以及辽宁省政府行署，把集中在锦州得东北军部队重新武装。

锦州为中心得辽宁西部军事上极为重要，其离北平的距离不远，离沈阳也比较近。如果能够保持占领辽西，就可以在东北战略上保持进攻得态势，最重要得是还能够扼守关外门户，能够有效组织日军入关，继续侵略华北和热河省。

此时关东军已经集结部队准备进攻锦州，但是国联已经接连三次决议要求日本必须立即停止在东北得军事行动并且从东北撤军。日本军方虽然并不买帐，但是日本政府必须考虑到尽量避免日本在国际陷入孤立。迫于国联得压力，日本政府通过日本军部连续发布四道命令，让关东军暂时停止进攻锦州。

于是关东军只好派出伪军三次进攻锦州，此类中国渣滓组成得乌合之众 失道寡助，必然遭遇惨败，三次进攻都被东北军击溃。

但是1931年12月7日，日本内阁发生重大变革，主和一派被排挤出内阁，主战一派夺取了政府得全部权力。同日，日本政府批准日本军方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政方针，同时日军正式从本土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中国东北（原先是从朝鲜调兵），同时军部也同意了关东军攻占锦州的计划。

得知此消息得张学良开始动摇。

此时张学良已经明白东北基本上是丢了，列强起不到什么作用，蒋公下野后得南京政府也不会给其什么有效支持。反击收复东北现在来说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此时张学良面临二个选择：

1.继续在辽西抵抗日军。

如果张学良是中央军，那么他自然会为了国家民族在辽西这个战略要地坚守下去。

只要守住锦州就可以组织日军对关内得入侵，即使最终承受不住，多守一天就能够保证关内多一天得安全，多守一天就能够多一天扫平关内割据的军阀，进而积蓄抗日的里朗。

况且，东北军扼守锦州并非全无胜机，除了逃到锦州的十多万部队以外，华北还有十万东北军精锐，他们随时可以上火车运送到锦州。当时东北全境的日军不过四万人，大家奋力一搏并非全无胜利的可能。

如果打了胜仗还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主和派的势力复兴，造成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局面。

但是，张学良不过是一个军阀而已，他并不是中共塑造得什么伟人。

张和驻守新野刘备一样，是不可能为刘表挡住曹操大军。

曹操大军刚刚大举南下，刘备带兵就扔下新野，带领部下逃往江陵。

同样，张学良也不可能用自己得部队去为中央军在锦州挡住日本人，他所作的和刘备几乎完全相同。

还有之后的山东主席韩复榘也是和张学良一样，面对日军的进攻违背中央命令放弃济南逃走。

军阀就是军阀，本质是不会变的。国家民族和他们的私利比起来，简直一钱不值。

自古以来军阀的枪杆子就是命根子，而地盘则是本钱。如果地盘丢了，还可以通过枪杆子打出来。但是如果枪杆子没有了，那么现有的地盘随时可能被别的军阀控制。

最好的例子是贵州王家烈，他被中央军威逼利诱的和红军火拼，结果滇军部队和红军拼光，自己也被送到陆军大学“学习”，结束了他独霸贵州为祸一方的局面。贵州被中央控制，成为抗战可靠的大后方。

况且张学良当时还控制关内得热河，晋绥，河北等华北几省，地盘还是有的，不用打出来。

但是如果一旦东北军和日本拼光了，华北的地盘就没法守住，而这个张学良陆海空副司令就一钱不值。

到时候难免成为湖南唐生智，贵州王家烈得那种角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得高级幕僚。

这种情况当然是独霸一方，威风无限可以和蒋公平起平坐得土皇帝张学良不可能接受的。

犹豫再三，张学良终于还是决定走第二条路。

就是把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避免和日军交战以保存实力。

当时关东军得目的是占领东北三省，在东北三省和蒙古没有夺取得情况下，暂时不可能进攻关内。这样可以保证张自己得数十万部队得安全。

但是张也知道这种行为必将遭受千古骂名，思量再三，军阀自私得本性终于让他作出了决定。

其后张学良对这个决定也是后悔不已，但是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

学要说明的是，张学良也不是一味的卖国，在撤兵的同时，他也做过一些努力。希望能够即保存实力，又能够守住锦州。

他让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曾在11月末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建议“我军可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但日军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随后由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建议中立区由英、法、意中立国军队驻守，日军不得侵入。该提案由于英、法等都表示无法提供军队，日方又坚持锦州须在日军管辖区内，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议决放弃。

在得知列强的决定以后，张学良彻底下了撤退的决心。

1931年12月21日，张电令王树常第二军司令部：当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根据张的命令，驻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相继撤入关内，留锦兵力仅剩熊飞率领的3个公安骑兵总队。

1931年12月25日，迫使蒋公辞职的新上任的南京政府在通过情报部门得知张学良得决定以后大为震怒，立即明确下令张学良“积极筹划，以固强圉。对于日军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死守锦州”，该命令立即为国内外诸多报纸转载，这是日本侵占东北以来，国民政府下达的第一道抵抗命令，军心、民心大振。

但是张并不理会，依然继续把主力撤出东北。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再次明确发电命令张学良停止撤军：如遇侵犯，则抵御之。

张学良此时早下了决心，他回电到：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

29日当日，关东军攻陷盘山，迫近锦州。

参谋总长荣臻于当日从北平谒张返锦，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下令各军做总撤退。

30日，国民政府得知东北军发动总撤退令以后，再次电令张学良坚守锦州到:“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张此时连样子都不作了，根本不予理会。

1932年1月2日，东北军队各部已从锦州撤退完毕。

3日，日军前锋数百人进入锦州城，他们惊讶的发现根本没有遭到军队抵抗，日军后续部队随即进入，东三省全部失陷。

此时东北正规军已经全部撤退，只有被日本称为马匪得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领几百骑兵和日军坚持作战，另外就是无数不愿作为亡国奴得普通东北老百姓拾起部队丢下得武器组成义勇军誓死抵抗倭寇入侵，他们的数量多达三十多万人。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试问张学良和东北军士兵如何对得起自己得父老乡亲。

张学良父亲为日本人所杀，其不为父亲报仇也不能继承父亲得遗志，这是不孝。

东北老百姓养活张几十年，张不能保护子民，这是不义。

张之后打着抗日得旗号绑架了自己得兄长和上级蒋公，这是不忠。

而西安事变造成结果和九一八得结果大家有目共睹，试问张学良有什么面目回到东北老家？

据说当时最后一批离开锦州得东北军士兵跪在车站得地上痛哭不止。一个军人临阵脱逃，把自己得人民丢给敌人去肆意淫辱屠杀，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来说都是最大的耻辱，这样的人又有什么面目称为军人？

国民政府中央方面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

一．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和东北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大陆方面一直宣传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照此执行。

其实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可以这样说，东北基本上处于准独立王国的地位，和中央几乎平起平坐。

军事上，上集已经说过了，东北军装备和人员都不比中央军差，数量上甚至还占优。在周朝，地方的诸侯还普遍听从皇帝的调遣。而张学良比周朝的诸侯还要牛，中央根本无法调动他的一兵一卒。

远的不说了，就说中原大战期间。蒋公为了争取张学良支援中原，派出手下二个超级说客――张群和吴铁城带着200万银圆巨款和许诺让其控制华北地盘并给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才勉强张同意站在中央一边。

之后又要国民政府拨给东北军入关开拔费2400万银圆，并且要求中央首先攻陷济南获得对阎冯联军的绝对优势，东北军才肯出兵关内。

经济上，东北完全是自成体系，张氏夫子在几十年内都极力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制定了一整套发展东北地区工业、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规划。在归附中央以后，东北经济自己自足，本应该交给国库的如盐税，烟税和关税统统截留归自己使用。实际上，东北并不向中央上交任何税收，中央也没有对东北经济建设大量拨款。九一八之前，东北老百姓仍然使用东北自己发行的钞票――奉票。

行政上，表面上东北的行政首长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其实不过是一个面子上的假相。每个行政首长都是由东北方面推荐，中央走个过场签字同意而已。

外交上，理论上来说，外交是一个国家的特权，东北作为一个地区是没有任何权力和别国外交的。但是实际上，东北并不把中央的外交部放在眼里。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并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１２月２２日订立《伯力议定书》。

该条约没有受过国民政府的批准，是东北的私自行为。国民政府在看到条约以后觉得无法接受，１９３０年１月３０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２月６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２月４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但是实际上，张学良的外交人员仍然和日本方面，苏联方面私自联系。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学良第一时间派特使去日本交涉。

总之，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关系大约相当于官渡之战前的袁绍和曹操的关系，曹操可以利用皇帝在某些方面指挥袁绍，但是袁绍仍然有实际上的独立，可以随时和曹操叫板。只是张蒋双方没有那么敌视罢了。

双方关系如此，也就是说。中央让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可以视为无物，擅自撤退。

同理：就算当时就是蒋介石明确下令张学良不可以抵抗，让日本占领东三省。张也可以完全把蒋介石的命令扔到脑后自己打。毕竟东北地盘是你张家的，中央军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你想怎么样做，中央都不能把你怎么样？

整个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中央方面也有连带责任。

毕竟东北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虽然实际上独立，但是领土丢失，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军阀，也算负有一定的责任。

二．需要说明的所谓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二个证据

一般来说，中共方面的历史学家用二个电报作为证据，来攻击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不抵抗九一八侵略。

下面就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第一份是著名的铣电：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６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历史称作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

以往这是蒋介石下命令不抵抗的罪证，但是近几年比较少提及了。原因很简单，铣电明显不是针对日军全面进攻，而是针对日军小规模挑衅的命令。

最明显的例子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回忆：９月１２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周边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请注意最后那一句，老蒋铣电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针对的是日军的挑衅行为，而非全面进攻。

任何一个人能够了解边界挑衅和全面入侵的区别，曲解铣电显然没有意义。

所以说，蒋介石希望张学良尽量避免和日本冲突，不要在实际统一中国的重要时期和日本开战。这个决定几乎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共识，毕竟中国和日本国力相差极远，而且中国还没有完成实际的统一，内乱不断。除了地方军阀以外，还有一个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在中国腹地迅速扩张。整个中日实力对比，比甲午战争的时候的二国差距还要扩大十倍（日本甲午后已经发展了三十年，中国则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其中分裂了十七年），当时尚且不能胜利，现在实在无法和日本作战。

除了铣电以外，还有一份九一八后的９月２３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

中共方面历史学家一般把他和铣电联系起来以证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一致性。其实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这个告国民书的这段话的完整的是：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可见，有些人故意忽略了后面的内容，至于这个命令主要是针对日本在其他地域的挑衅，避免把战斗扩大了除了东北以外的其他地区，造成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局面。

其实之后日本在汉口，上海，山东，福建各地派兵袭击中国军队，试图牵制中国方面对东北的支持，恐吓中国人民。

这从以下的命令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9月２２日，蒋介石电令山东的驻军：“烟台刘师长 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委确定步骤，勿为日人藉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９月２２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

9月２３日，蒋介石批示上海情况：“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

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９月２５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

可见，告国民书除了是要求全国军队不要在扩大冲突以外，还有命令东北军坚守驻地。所谓避免冲突和不抵抗明显是二回事，避免冲突是要抵抗，但是避免主动出击。而不抵抗则是完全不打而逃。

三．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中的作用

可以说，当时的南京政府内忧外患，除了刚刚打完中原大战，伤亡十万人。又面临着国民党内部分裂（有南京，广州二个政府），腹地中共成立国家并且努力想外扩张，地方还是十多个军阀，分别控制二十多个省，虽然他们人人高喊抗日其实大多一兵不出（后一二八上海事变，蒋介石急调中央军精锐和地方军阀部队参战，这些军阀已种种理由拒绝，最终蒋介石只得从远在江西前线的剿共部队参战，等到部队赶到上海战斗已经结束）。经济方面继承北洋政府的烂摊子一塌糊涂，军费开支超过财政收入一倍多。31年长江发大水，灾民如潮，政府四处借债救灾并且要求国际支援。总之，1931年正是国民政府实际统一全国最为艰难的一年，再过几年国民政府就扫平了中共割据势力和西部中部各派军阀，控制了西部诸省，并且开始军队的重新编组和换装，经济上也通过发行法币取得了稳定。日本选择这31年年进攻是非常狡猾的。

说明以上的问题以后，在简单说说蒋公和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中的整个流程。

日本进攻的第一阶段：

9月19日中午，蒋介石在湖口下舰以后，得知九一八的情况。由于他并不清楚日军整个事件的情况，立即发电向张学良询问，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看来，蒋介石在九一八当晚没有知道事件的爆发，也不知道沈阳已经被日军占领，东北军不战而逃。甚至连冲突究竟是日军主动出击，还是因为东北炸毁铁路后的冲突也没有搞清楚。所以更谈不上九一八当晚下令张学良不抵抗了。

在得到张学良的回电以后，蒋介石立即通过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提出严重抗议，同时派出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施肇基向正在召开常务理事会的国联报告中国东北九-八事变的情况，要求国联让日本立即撤军。

日本在国联的代表芳泽谦吉声明，是关东军因为暴虐的东北军主动袭击而作出的回击，该事件很快会中止，让国联不必重视此"地方事件"。

当日，蒋公在日记中写到：“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可见蒋对中日未来的决战已经有了预料。

9月21日蒋介石火速赶回南京，立即开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解决九一八的方法。讨论的结果主要是：暂时停止讨伐广州国民党反对派的军事行动（此时广州方面已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并且宣布南京政府为非法，开除了全部南京政府党员的党籍），立即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同时派出蔡元培等人去广州呼吁汪精卫等人停止武装叛乱，一致对外。外交方面，继续和国联方面和日本政府交涉。

这个决议可以看出，目前中央支援东北的主要障碍是广州政府的分裂行为，这已经危害到了南京政府的生存。同时，也表示了准备武力抗拒日本的决心，当然也没有停止外交渠道的努力。

会议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向日本提出第二次抗议。

此时日军已经占领沈阳并且毫不客气的组织沈阳市政府，任命东北谍报组织首脑土肥原（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为沈阳市长，一群沈阳日本侨民加入市政府建立各个机构。

日本军方特使前往苏联，协商九一八的北满问题。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要在此国家危机中要：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和加倍刻苦。

蒋介石发电告知张学良，不得作出领土的让步：“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

同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中国东北沈阳事件，认为日军行为已经违背华盛顿公约，决议督促日军立即撤出沈阳并且停止军事行动，日本政府作为回应发表声明：声称大日本帝国对于中国东北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只要中国答应与日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日本当自会撤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日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要求"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并且匪夷所思的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试问，当时东北人民正在遭受侵略屠杀，苏联方面正在和日本特使谈判让出北满的交换条件，你不去保卫中国人，保卫这个苏联干什么？着实莫名其妙！

蒋公当日在日记中写到：“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9月23日，国民党政府"告国民书"声明：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同时蒋又告知张不得作出领土让步，不惜一战：“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同日，国联理事会议第二次劝告日方退兵。

作为回复，日本政府再次发表不扩大声明，宣布关东军只是为维护日本侨民安全，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意愿。

政府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接触。

蒋公在日记中写到：“倭寇处心积虑，侵略东省，不幸今竟成为事实，一时殊觉无法补救，然而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看来蒋最忧心的是内部不能统一。

之后他又写到解决的方案：“应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9月25日 ，国联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事件，中国代表施肇基声要求国联派中立委员会监视日本撤兵。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队合理的自卫行为。

25日关东军占领洮南，已经占领了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初步停止进攻行为。

日军侵略东北的第一阶段结束。

第一阶段国民政府由于自身困难重重，不可能对东北方面作出有力的支持，主要得依靠东北军自己。但是东北军得行为显然让人极为失望，一周之内十多万部队就被击溃大半，丢掉了辽宁和吉林二省。

第二阶段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当时国情凭借怎么宣战，真正宣战了以后是谁去打？军阀部队还是中共部队？40万中央军除去维持地方秩序的最多只能出动二十万，这些人如果和日本拼光了，中国局势谁能构控制？分裂的中国，日本军队一口就能吃下，我们都要做李自成一样的民族罪人！）。商京大学学生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请愿，因外交部长王正廷不亲自接见，学生怒入王室以红墨水瓶掷伤其头部。

同日，沈阳地方治安维特会发表"独立宣言"，成立宣布沈阳独立，同日建立伪政权。接着，东北各地相继发表同类宣言。

9月29日，受伤的王正廷辞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职，由施肇基继任。

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中国要求下作出最终决议：限令日本实行撤兵至南满铁路区域内，并规定其撤兵之期在10月13日国联行政院举行下次会议之前。

10月3日，蒋介石一面全力调节广州方面矛盾，同时见东北军不战而逃丢失大片国土以后，准备迁都洛阳用中央对东北日军开战。其发表申明：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0月5日，国民党南京广州两政府在蒋介石承诺的妥协下商讨和平。蒋介石请粤方到上海参加统一会议。

广州方面丝毫不肯让步，要求以释放胡汉民、蒋介石立即下野及第19路军调宁，任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为条件，粤方代表方能北上。

同日，广州学生及各界举行反日示威，广州当局令军警开枪射击检查日货学生，死10余人，伤80余人。

上海市长张群电告中央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蒋介石于同日电示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10月６日，蒋介石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

之后，蒋介石主要协调广州政府，组织抗日军队和继续外交渠道三个步骤。

10月12日，国民政府委任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并命令其固守黑龙江，组织日军可能开始的第二阶段进攻。

10月22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兼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四项基本要求：㈠日军撤兵；㈡中立委员会监视；㈢赔偿损失；㈣设中日调和公断之永久机构。

次日国联表示认可中国方面得要求，并且作出决议，度组日本于11月16日完成撤兵，由中国接收日军所占领之地方，并没调和公断之永久机关。

11月12日，日军在多次诱降马占山失败以后，下令进攻黑龙江。马占山奉令抵抗，率领2000余名东北军在江桥重创日军3000多人。

同时马占山紧急向中央求援，蒋介石电告马： “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张学良却没有派兵增援马部。

11月18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1月19日 马部在和数量占优得日军激战一周以后，弹尽粮绝，被迫退出齐齐哈尔。一周抵抗给予日军很大杀伤，仅19日当天日军就伤亡400多人。 马部退到海伦，继续抵抗日军。

12月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白祟禧被选为中央委员，7日成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广东方面提出，如蒋介石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销政府。

１２月１５日蒋介石为了抗日大计和国家统一，发表了《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广州政府入住南京。原由其负责得带兵北上计划也随着取消。

自此，蒋退出了九一八事件的中心。

第三阶段

12月底，日军开始准备进攻锦州。

英、美、法三国驻日大使，通牒日本政府，警告日军不得进攻锦州，日本政府不予理会。

同时张学良开始把锦州主力撤入关内。

此时日本的若规礼次郎内阁，也因为无法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内外危机而下台，而由犬养毅首相接任。

国民政府多次命令张学良必须死守锦州，张置若罔闻。

12月31日，苏联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明确保证其不会干涉日军入侵东北。

几天后，得到苏联承诺的日军放心抽调兵力南下，全力进攻锦州，很快夺下锦州这作空城。

之后日军回头占领已经由伪满控制大部分的哈尔滨，义勇军不敌撤出，东北全境沦陷。

纵观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是有比较坚定的抗日意识，无奈国家现状如此，内部斗争又是频频（期间还发生的政府的改组，蒋介石的下野），始终没有能够控制住张学良，同时也没有给张学良足够的支持。

所以说，九一八中国民政府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为次要的。

苏联方面的态度

列强方面的态度很好理解，英国人和法国人看热闹是因为东北不是他的地盘，东亚地区也不是他们的主要殖民地，他们也不可能控制住东北。

美国方面则不同，他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控制了太平洋地区以后，开始向东亚发展。自然不会容忍日本独占东北进而侵略中国危害他的利益。

所以九一八事变中，美国最为积极的参与调解。之后在在1933年，美国帮助中国让国联的十九国委员会通过李顿报告书、拒绝承认满洲国之后，并且要求日本从满洲地区撤军。迫使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

但是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国民政府提出的国联对日军进行经济制裁却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

况且美英各国都在遭遇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国内很多政府垮台，人民纷纷游行闹事，哪还有什么精力去管一个中国的死活。

可以说，苏联方面在期间的态度一度让老萨特别不解。

苏联一直垂涎东北已经不是秘密了，他为什么在九一八期间并不干涉日本入侵其特权地域北满，之后又允许三万抗日义勇军进入苏联境内？

后来随着深入的思考，终于还是了解了，同时不得不佩服斯大林此人的高超政治手段。

当时的苏联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恢复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为1928-1932)，苏联在这期间共建成1500个大企业，建立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恢复了军事工业的自产化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个时期是关键的发展期，他没有多少余力对外出兵。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希望争取中国这个盟友来牵制住日本。

可以说，苏联的主要战略视线放在欧洲，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列强都把苏联看作蛇蝎，为了打击他不惜一切手段。对于东亚来说是苏联战略的次要方面。

但是苏联必须保证其在和欧洲列强发生战斗时，他的远东地区要比较安全。

而对于日本来说，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也是他的“大东亚共荣”的一部分，如果有机会他还是会进攻苏联的（之后苏联和日本发动了三次局部战役）。

所以苏联必须通过中国来牵制住日本。

不过1931年的国民政府对苏联并没有好感，因为苏联占领了中国的外蒙古并且在新疆策划独立，同时还在国内支持中共势力，造成国家的实际分裂。

日本是敌人，苏联同样也是敌人。

斯大林现在在九一八中保持中立，让日本占领中国固有领土东北，就让日本和中国成为彻底的死敌。

同时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必然也不可能停止对华北的入侵，中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

所以苏联收容义勇军战士，之后又支持抗联打击关东军，并且在西安事变中指示中共释放蒋介石，同时在抗战中援助中国几亿的军事物资，都是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

沙子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作者：曾景忠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1949 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政府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 ] (p124) 。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 ] 。“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 ] (p172) 。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 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 ] (p310) 对东北的沦陷, “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 ] (p81) 。事实究竟如何? 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国民政府的指示、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 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 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际上,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1930 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他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 ] (p102) 他所要求于国民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问题,东北易帜后仍暂时缓行。至1931 年2 月26 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1929 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12 月22 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此事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1930 年1 月30 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 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 月6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 ] (p37) 。1930 年11 月12 日—12 月4 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 ] (p528)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 “我们奉天军拥有30 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 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 我们占很大优势”[9 ] (p5922593) 。

    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1930 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站到自己一边。张学良更借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 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 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6 月21 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9 月18 日) , 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1930 年11 月14 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10 ] (p121) 1931 年广东与南京对立, 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暧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畀。1931 年5 月1 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兵旅。[8 ] (p5542555)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由东北当局自行规划和实施。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 物产丰富, 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 ] (p97) [12 ] (p120) 自1922 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

    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 ] (p60261) 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南京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 ] (p60261) 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1929 年12 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1930 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 该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4 ] (p91292)

    至1930 年11 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12 月6 日, 《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 张学良答:“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6 ] (p3892398) 东北之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 洮(南) 、吉(林) 长(春) 、天(宝山) 图(们) 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国民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8 ] (p5242526)
   
    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 “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13 ] (p618) 。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14 ] (p48) 。自1928 年12 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 ] (p478) 。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国民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16 ] (p114)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著说, “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 “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4 ] (p309) 。张学良身任东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 年1 月, 国民政府令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 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1 月16 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1 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8 ] (p5372541) 4 月19 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6 ] (p460) 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连署宣布。”[6 ] (p462)

    有的著述评论说:“1931 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9 ] (p670) 确实, 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他人物所不及。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 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南京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 ] 。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4 ] (p60261)

    二　澄清之二: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

    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决策责任的判别,有些论著往往依靠某些回忆录作为凭证。殊不知,并非所有的回忆录都是准确可靠的。回忆录或因年代较长,回忆者记忆有误,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贬,均在所难免。对于回忆资料中真伪杂陈的情况,需要认真考订核实,不能不加查考,随便拿来就用,否则,容易发生以讹传讹现象。有的论著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 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 一律点交日军。”[3 ] (p173) ① 前已分析,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特别在军事方面。张学良身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只居蒋介石一人之下,而蒋氏对他也不能随意指挥。9 月18 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南京还有谁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呢? 况且,命令这样具体,让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而且“一律点交日军”,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这种可能吗? 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 有这种可能吗? 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　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 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 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资料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 难以凭信。且不论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 月18 日) 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7 ] (p126) 19 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 ”[13 ] (p275) 。再如,另有一段回忆录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3 ] (p173) 这段回忆固然具体生动,甚至说到张学良“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这样的细节。但是,它绝不可靠也是很明显的。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庭审判记录的档案资料已经公布。查阅已公布的审判记录,在张学良回答军法会审判庭提问的辩护词中,绝无这一内容。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的主题是西安事变问题,当问及:“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指兵谏) ,有何辩解?”张申辩:“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蒋委员长”,因“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表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他指斥的是“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他申辩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而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9 ] (p4752476) 这是张氏申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 ,来证明自己是抗日的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二人,在回忆这次对张学良的审判经过的文章中,对蒋介石均有不满之辞,甚至指斥那次审判“简直是演戏”,蒋介石对张学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尽是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 无非是蒋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对张学良在受审时的表现,他们二人的回忆文章中颇有赞誉,如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张“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 “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他们甚至在回忆录里,将张氏在申辩中以民初李烈钧在湖口反袁与西安事变中逼蒋相比拟, 面质李烈钧本人这段情节都写出来了。[19 ] (p2932301) [20 ] (p2912300) 如果在审判过程中, 果真有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拿出来宣读,李、鹿二氏绝不会不将这一段颇有戏剧性,而且是揭露蒋介石的情节写入他们的回忆录中的。因此,将这些资料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判定,所谓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军法审判的过程中,掏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宣读的那个资料,诚不足信。

    与郭维城回忆相近,还有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 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得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 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21 ] (p117) 荆的说法,似乎弥补了郭维城说法的一个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会的熊斌,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氏回忆录越说得这样具体,漏洞也越多。第一,9 月① 郭维城回忆载《东北日报》,查对原文,引据书中引文内“南京方面”,应为“而蒋介石”。报道中还谈到郭维城将军说:“蒋介石(命令不许抵抗的) 这些电文(报) ,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出处见参考文献[ 18 ] 。

    18 日夜里,蒋氏是否在牯岭,就成问题。蒋氏9 月18 日乘军舰从南京出发,当天夜里能否就赶到庐山? 第二,据可靠记载:“蒋介石于19 日乘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7 ] (p126) 蒋氏18 日根本就没有从军舰上下来,根本不会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19 日才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然后才可能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指示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报告日本军队在东北向中国进攻。怎么可能在18 日夜里就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廷报告国联呢? 这显然是事后了解到王正廷指示报告国联等情节,硬将它安到回忆九一八之夜的情况中去的。所以,这些回忆均与历史事实不合,不足凭信。

    有不少回忆录的作者并非某一事件的当事人,但也对某一事件说得有声有色。对于这些情况,引用时更要留心。有关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冯玉祥也有一段说法:“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 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的全国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这段说法,出自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是冯玉祥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后,在美国口述, 并由其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的。”[22 ] (p27) 冯氏所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话,不知是张学良亲自对他说的,还是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其可靠性也很值得怀疑。冯氏与蒋介石的关系,前后反复,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时,他已与蒋彻底翻脸。冯氏对蒋的言行所作论述似难凭信。从前述“不抵抗主义”一语的起源看,系出自臧式毅和荣臻致张学良电,而非首先出自蒋介石或张学良。冯氏所云,显然不确,因此也很难以其为据。

    一篇叙述杜重远事迹的文章说:“‘九一八’事变之夜,他(指杜重远) 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据孙老先生回忆说,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北) 平沈(阳) 间电话,张学良正传达蒋介石的反动命令: ‘有抵抗者, 开枪者, 枪毙, 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23 ] (p248) 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竟然邀请客人偷听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显然是军事机密的电话,这一情节着实惊人,也真不可思议。张学良与沈阳东北边防公署间的机密电话能让电话局偷听吗? 偷听电话时,是一人听再转告其他二人呢,还是放大电话的音量三个人同时听呢? 他们是九一八那天夜里一直在偷听北平与沈阳间的长途电话,偶然听到张学良下令的电话吗? 否则,当时他们怎么知道张学良要向东北军部下通电话下命令呢? 命令中“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这样严厉,对不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将士竟这样惩处。蒋介石能对东北军下这样的命令吗? 这段回忆编得都有点荒唐。

    三　澄清之三:“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意制造、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华浪潮,为发动武力侵占东北作准备。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力避冲突”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此具有共识。蒋氏“力避冲突”方针,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这一“力避冲突”方针,对张学良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方针或许不无影响,特别是在事变刚开始爆发,还未能判别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炸轨和进攻北大营,与此前屡起衅端的不同,尚误以为是寻常故起衅端之时。但事变发生前预防日军借挑起事端发动武装进攻的“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 应对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而实行的“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一些著述偏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应德田的回忆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 ”[24 ] (p11212) 应氏早年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国内,1934 年后在东北军总部任职(上校,参谋,秘书室负责人) ,是张学良手下的少壮派核心人物,参与发动西安事变的机密。他回忆张学良转述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从时间看,应氏所称蒋致张学良电报命令不准抵抗,是在“事变后一二日”。可见,不是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变后一二日,当为9 月19 日或20 日,当时蒋氏刚刚得知事变发生的信息,尚未回到南京。蒋9 月21 日回到南京前曾致电张学良,让他到南京共商处理事变对策(后张未赴宁,而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听候蒋的指示的) ,在这一过程中,蒋是否会对张发密电指示方针,亦很可疑。而从内容看,应氏所述电报指示,仍与事变发生前所说相同,即“力避冲突”。这也不符合事理,因为这时已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应付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了。不知是否张学良自己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混为一谈,或是应德田将张学良所述事变前蒋的指示误植到事变发生后了。总之,“不抵抗”与“力避冲突”性质不同,应德田的回忆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能证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是出自蒋介石。

    再者,应德田回忆有关九一八事变后一二天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电报事,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亲口对他说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在是否停止剿共军事问题上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一股怨气,在述及致使他和东北军痛失家园的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否也带有情绪,此点似乎不能排除。如果张学良确实讲到过, “‘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也未免是推卸责任了。且不管蒋介石的责任如何,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丢失大片国土,张学良本人无论怎样都难辞其咎。连认为蒋介石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何柱国说:“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25 ] (p53)

    有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下令张学良,对日本军队可能发生的进攻,施行不抵抗政策,这方面的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　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洪　回忆:1931 年8 月16 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 ,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26 ] (p24)     何柱国回忆:9 月12 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27 ] (p66) ; [23 ] (p264) ; [28 ] (p2102217) 如果这两则回忆属实,也是在事变前命令东北军避免与日军冲突,免予日方借口,遂其扩大事态、发动武装进攻和占领的狡计。此与日军发动武力进攻之事变发生后,仍命令东北军放下武器,毫不抵抗,任凭日军宰割,尚不相同。    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团长王铁汉,事后对“不抵抗”问题作过分析: 　　当时荣(臻) 厅长、王(以哲) 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 根据二十一年(应为民国二十年) 的日记,知道‘不抵抗’出自“不与抵抗”的‘鱼’电,那是二十年八月六日(应为九月六日) ,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荣臻厅长的。原电:‘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 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十时三十分钟以前的情况, 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及其他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批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现在回头想起来, ‘不与抵抗’系以(日方)‘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北平当局所得为‘全面占领’的情况,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鱼’ 电,应有问题。这就是说, ‘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而促成的。..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未能适应情况,作权宜积极的措施,遂于仓皇失措中以‘不抵抗’应付问题,实为一件最大的错误。既系敌人‘攻占’而非‘寻事’的情况,就不应作消极的‘不抵抗’之处置。仓皇中以‘不抵抗’来应付问题,实为一大错误。[2 ] (p2882289) 王铁汉身为一名团长,对上层决策未必了解。他敢批评当年在东北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未批评蒋介石与张学良。但他将事变前遇有敌人寻事(挑衅) ,力避冲突,“不与抵抗”,与事变发生后敌人已开始进攻“占领”,仍命令“不抵抗”两种情况作出区分,应是有道理的。其实,遇敌寻衅,忍让退避,决不先开火,是为事发前确定之“力避冲突” 方针;至事变发生之后,遇敌开火进攻,不加还击, 甚至让出阵地,是为“不抵抗”;至己方已被敌攻, 反而自解武装,即发生伤亡,亦不还手,“束手缴械”,让出营房城池,任由敌方占领,这是彻底、绝对的“不抵抗”,是“不抵抗”的极致,即所谓的“不抵抗主义”也。我以为, “不抵抗”与“不抵抗主义” 没有界限,只是后者为前者发展至极端而已。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主义”有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事变前,蒋介石主张对日军挑衅“力避冲突”的回忆资料,台湾学者刘维开撰文考析,洪钫回忆中之“铣电”,不仅大陆无原始档案作证,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他认为:“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而对何柱国之回忆,刘维开亦考订:9 月12 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几乎不可能有时间见面。[28 ] [29 ]显然,这些回忆资料的准确性犹需考订核实。

    四　澄清之四:究竟是谁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有些学者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两段文电连在一起,试图论证:“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无论九一八事变前或是九一八事变后,都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他们写道:“9 月23 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 ‘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9 月24 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的急电中,已经隐讳(晦) 地说清了这个问题:‘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起事端,曾经电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 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个‘官方’ 只能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张学良只能向蒋介石请示, 是不言而喻的。”[30 ] (p30231) 这段论证存在不少问题,须作讨论。一是猛一下从时间看,国民政府发布的告民众书在前(9 月23 日) ,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电在后(24 日) ,这一叙述容易使人误解张学良因执行国民政府“避免冲突”的指示而抱不抵抗主义的。然而, 张学良24 日电中所述是9 月18 日夜之事,远在国民政府告民众书发表之前好几天。须注意者, 看这段话时不要按语句的前后顺序将事情的前后顺序弄颠倒了。

    二是事变前避免冲突的方针对事变后实行抵抗可能不无影响,但二者性质不同,前已论及。而且,事变发生后“避免冲突”的指示,显为对“全国军队”遇到可能发生的日军挑衅情况而言,至于东北,那里已经发生冲突,而且日军已经大肆进攻并占领许多城市了。

    三是说“官方”只能是蒋介石”的解释颇值得商榷。张学良电文第一句“先是我方..曾经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应指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电令各军”,因为只有张学良才可能直接对东北军各部下令。当然,这里主语“我方”,是相对于日方,强调指中国一方。力避冲突,本是中央政府的意旨,张学良亦同意此主张,并下令执行。故“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即东北当局按照中央指示下令之意。如“官方”指蒋介石,后面“官方根据前项命令”,就只好理解为蒋介石根据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的命令了。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相反,“官方”应为张学良和东北当局,电文内容就解释得通了。就词义而言, “官方” 系相对于民间之意,并非专指中央。当年通用的语言,地方当局也是可称作“官方”的。这里且举一例佐证。《申报》曾载:“太原8 日专电官方接京电,中央将于太原设西北政治分会,任阎为主席, 明令日内可发表。”[31 ]官方即指晋省地方当局也。四是引述者解释“官方”只能是蒋介石的理由是, “因为蒋介石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张学良只能向蒋介石请示”。这也说得似是而非。蒋介石固然可以被称为“官方”,张学良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军政领导人,为什么不能被称作“官方”呢? 张学良固然可以请示蒋介石,东北军内部亦可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既担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这一全国性职务,同时他又是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军完全可以向他这个“官方”请示的。事实经过亦为如此,下面再述。五是可以补出张学良9 月24 日电文“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后两句话:“未几,日军攻入北大营内,驱杀士兵,毫无顾忌。我军不得已,乃退出营房。”[6 ] (p499)电文意思非常清楚:9 月18 日夜,“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东北军将领荣臻、王以哲请示张学良) , “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指张学良根据此前避免冲突的命令) ,不许冲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攻入北大营内..我军不得已,乃退出营房”。事情的经过不是一清二楚吗? 事变发生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请示应付办法。荣臻对事变过程的报告中说:“报告张副司令　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当经奉示,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兼东北电政管理局局长) 、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王以哲、朱光沐同到(辽宁省政府主席) 臧式毅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12 ] (p2452246) 守卫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是根据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营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未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示。洪钫、顾维钧的回忆均记载说:张学良18 日夜至19 日晨召集会议后,才决定向中央政府报告。[26 ] ; [32 ] (p414) 当年张学良的多次通电、谈话都是这样叙述的。这里引述一段当年张学良本人的叙述。9 月20 日晚,张学良与外报记者说: “18 日夜,日军突袭沈阳,并将该处与满洲其他各处占领,成一作战行动。此举实毫无理由,且为未有之先例。..其作此行动,适逢中国在水灾、共祸与内战分扰期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个行动后,即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 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6 ] (p4942495) 这段话中“余..令部下..不得抵抗”, “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是张学良本人下令不抵抗的。

五　澄清之五:国民政府处置事变方针可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的观点,是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即为不抵抗为前提的。但是,果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可以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究竟以何方针处理事变,因情况比较复杂,对此要作专门研讨,这里只能作简略的分析。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他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33 ] (p82) 从此电看, 蒋氏是从上海方面的信息来源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可见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请示蒋介石, 蒋命令不抵抗云云,没有根据。蒋氏此时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似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的消息。蒋氏对于如何应付日军进攻,东北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言。

    蒋介石于9 月21 日下午2 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 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 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 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 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三) 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 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13 ] (p281) 这次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表明:1. 重视并加强外交方面对日斗争。2. 军事方面,停缓国内军事争斗,包括对粤对共两个方面。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示中,已表示对粤要团结之意,但仍然强调“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蒋氏回南京后,明确连剿共也要停缓了。3. 突出的是国内政治方面,要与广东方面统一团结。4. 对于日本武力侵略东北采取的方针,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国联,一是准备自卫。过去一些著述动辄即谓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故九一八事变时对日采取不抵抗方针云云,并不合事实。当时他在国内着力解决的是宁粤对立问题,竭力想弥合双方分歧。终因粤方坚持要他下台,后他不得不辞职下野。

    前述几位论者所引国民政府告民众书的内容,只引了其“避免冲突”的内容,而对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还有诉诸国联、准备抵抗的内容未曾述及,似不全面。9 月23 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34 ] (p1199) 这里所谓“避免冲突”,并非专对东北军下令,而是命令全国避免再发生中日冲突,包括对日侨保护,防止日军借口寻衅,扩大事态。

    或者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 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事变之初,9 月21 日,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 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 乞示方针。”[13 ] (p281) 22 日, 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　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 谨守之。中正养午。”[13 ] (p283)

    9 月22 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 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13 ] (p2852286) 同日, 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7 ] (p132) 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35 ] (p1205) 9 月25 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13 ] (p288) 10 月3 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7 ] (p136) 。6 日,他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7 ] (p1362137)

    10 月5 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中央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于10 月6 日议决:“(一) 在此种严重形势下,惟有严令各地方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分割之危险,以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海口岸要地之借口; (二) 日本海军出动情形,如系为恫吓中国政府及示威之企图,无论提出任何条件,我政府决不为其屈服。在此原则之下,一切应付办法,请主席随时处办。”[36 ] (p25227) 蒋介石于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 兄妥商决定。”[13 ] (p290) 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37 ] (p781)

    国民政府有准备抵抗的决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过。据报载:10 月8 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应召到南京,闻听过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关对日方针的说明。当问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扩大扰乱,则如何? 蒋氏答:当然抵抗。当问及:抵抗有无相当准备? 蒋氏答:当然有准备。[38 ]至11 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13 ] (p301)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由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 。12 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 对日军的进犯进行坚决抵抗。但张学良拒绝执行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擅从辽西撤兵。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明显有别,此处不细说了。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并非如一些著述所说, 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 终于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时,南京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39 ] (p441) 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这是与“不抵抗主义”有重大区别的。

   六　张学良晚年澄清: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1990 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九一八事变时, “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 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但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 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 不得不做如是说。”[9 ] (p6092610) 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 他不大会曲从于形势, 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 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 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40 ] (p93) 是年6 月1 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记录“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 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 年5 月28 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 与蒋介石无关。”[41 ] (p1182119)

    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 余件电报函件, 令其不抵抗。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 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有的学者指出:阎、王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42243 ]而据为张学良所信任, 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 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 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44 ] (p1702174) 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谈话记录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 ..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 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45 ] (p4312434)

askl90

老毛得红军在长征期间虽然损失了百 分 之一  百  五  十  得军队（一路征兵到陕北），将领也死伤不少，但是也没有一人投降国民政府（给蒋公写自白书的湘赣边区孔荷宠除外）。
[s:20]

确定是150% [s:20]

沙子

[s:20] 你有兴趣我可以帖关于长征的系列文章……

damahu79

熊猫这种事知道就当不知道，让人知道了比不知道还难受干什么呢。。。 [s:22]

沙子

[s:19] 问题就是“九。一八”所谓不抵抗之事即使是在国内的史学界也已经有了共识。态度最激进的也不过是强调蒋的连带责任或者黑不提白不提了罢了。结果还在这里看到有人扯这个问题，我当然要以证视听了。尤其昨天是“九。一八”纪念日，尤其有意义。

kenren

好长，找个时间细看 [s:22]
有些东西头一回知道。

linker

读完这长帖，真需要勇气 [s:13]

linker

沙子直接给个结论吧

huangpd

好长啊……不去研究历史可惜了。。。。

沙子

[s:11] 花点时间学习历史，绝对不是亏本的事情……

张马大

引用第5楼沙子于2008-09-19 09:08发表的  :
[s:20] 你有兴趣我可以帖关于长征的系列文章……

好啊~有兴趣 o o

军刀

还是小六子没魄力，这一仗一定要打，即使打败了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惨案。别说当时的兵力要优于日本人，就是不占优势也要打啊，要是没有西安事变的话历史书里对小六子肯定没好话，要说政治这东西真TNND龌龊

哔哔小牛

不错，历史问题应该澄清，老牛终于读完了，给个加亮先。

ldx1202

年轻缺乏经验。。。
可惜是老蒋，莫名其妙就背负了一个千个骂名。。。。

amon

引用第16楼ldx1202于2008-09-19 11:06发表的  :
年轻缺乏经验。。。
可惜是老蒋，莫名其妙就背负了一个千个骂名。。。。

成王败寇罢了

calmsword

“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也可以在部分时间欺骗所有人，但绝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这就是结论……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

wangyong2232

引用第18楼calmsword于2008-09-19 11:13发表的  :
“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也可以在部分时间欺骗所有人，但绝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这就是结论……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

同意，还是停佩服老蒋的，那些年他所面对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