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间谍炸死张作霖（姑且看之）

沙子

按：张作霖被炸死激起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但根据史料，其实张作霖是被苏联炸死的。苏联鼓动中西方媒体，借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地把“凶手”引到案发地管辖人——南满铁路路段监护人日本关东军身上。

——俄国史学界揭秘皇姑屯事件的最新史料

皇姑屯事件，使中国更深地陷入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之中。西安事变，张学良之所以“兵谏”蒋介石，誓死要抗日，与其父被“日本人”炸死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上校写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自供书，主动坦白所有策划、实行均出自他个人之手。——但是，法庭最后认为证据不足，未予采信——这似乎铁证确凿，无容质疑。

然而，出乎史学家的意料，苏联解体后，克格勃许多绝密档案被曝光。一则新的信息浮出水面：苏联间谍策划、实施了这起爆炸案。真凶并非河本大作，乃是苏联间谍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人。

三、苏联特工成功暗杀张作霖

为尽快完成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下达的“清除”掉张作霖的密令，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开始了紧张的密谋。

在汲取了第一次暗杀未遂的经验教训后，他们把“选才”放到了首位。

“必须选派大智大勇、一击必中的同志，完成这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时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的缅任斯基对军事情报局局长别尔金及“国外工作处”头目里利瑟尔说道。

经过一段慎密的考核，他们决定仍让 有着丰富的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担任此次行动的负责人，而具体执行人为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

后来，为确保此次暗杀行动的成功，总部又增派了一名兵器专家型特工——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三局的维纳罗夫。

埃廷贡，名纳乌姆， 1899 年出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的。他常说：“我是没有童年的。”

埃廷贡 18 岁时，距家乡很近的彼得堡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暴力方式推翻旧政权的行为。可是，他的家乡被帝国主义干涉势力占领了。为了谋生，他不得不辍学到附近的水泥厂去打工。一直到 1918 年 l2 月，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干涉军，并解放了埃廷贡的家乡。

1919 年初，他参加了家乡的工会组织。同年 4 月，工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学习“苏俄苏维埃教育课程”。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系统地学习了有关思想和理论。 9 月，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组织。返回故乡后，埃廷贡被选派到当地布尔什维克党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这种安排改变了埃廷贡一生的命运。

在“特别行动小组”工作一段时间后，埃廷贡又被选派到由捷尔仁斯基担任主席的“全苏俄肃反委员会”，即后来被人们习称的“契卡”。凭着自己的才华与勤奋，埃廷贡加入“契卡”的第二年，就当上了当地“契卡”局的副局长。

被任命为地方“契卡”局副局长后，埃廷贡单独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成功地侦破著名的“克罗特”反苏案。在侦破案件过程中，他摧毁了企图“反苏复国”的地下组织——“捍卫祖国与自由联盟”，击毙了该组织的头目—一流亡的沙俄将额奥别尔普特。

1921 年，埃廷贡在参加肃反战斗时负伤住院。 1923 年，他重返“契卡”，接受的第一个秘密任务，就是孤身一人深入到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巴斯吉尔州，剌杀当时的反苏大头目萨科夫。

1923 年，埃廷贡被调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东方部工作，随后又被派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所属的军事科学院，从事间谍与特工业务学习。当时，同在该军事科学院学习的学员有许多后来成了著名指挥员，其中包括第二次大战中的苏联红军前线总指挥朱可夫元帅。

1925 年，在军事科学院毕业后，埃廷贡被分配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外国部。同年年底，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外工作处”派出的特工，埃廷贡首次来到中国。

他首先以一名商人的身份乘船从海参崴来到上海，然后与苏联驻上海商贸处人员打个招呼，便乘火车来到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在这里，他仍以商人的身份拜访了苏联驻华商务代表，一个月后又乘火车直奔哈尔滨。

哈尔滨当时是苏联安全与情报工作的重点地区，先后有巴果金、拉基金、吉谢廖夫等人指挥这里的苏联特工人员开展反张、反日及反白俄流亡分子的斗争。当埃廷贡从北京来到哈尔滨时，这里的安全情报工作的领导人已经换成了萨尔嫩。

苏俄史学家克拉契蒂与普罗霍罗夫在 (( 苏联情报特工——克格勃》中写道：

正是在中国，埃廷贡做出了至今不被人知又惊天动地的大事，从而开始了他以后更加辉煌的特工生涯。

埃廷贡的特工生涯中，主要 “功绩”有：

—— 1928 年，在萨尔嫩、维纳罗夫等人的参与下，成功地实施了“清除”张作霖的暗杀计划；

—— 1929 年，受苏联国家保卫总局的派遣，乔装打扮深入土耳其 . 与战友一道“清除”了由斯大林亲自下达“暗杀令”的苏联特工反叛头目布留姆金；

—— 1940 年 8 月 20 日，亲自招募并指挥“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梅耳卡德尔在墨西哥城成功地“除掉”了反斯大林的苏联著名政治家托洛茨基；

—— 1941 年秋，接受斯大林的密令，与战友维纳罗夫等一道在土耳其实施暗杀德国政界人物冯?潘佩纳的计划。

由于埃廷贡建立的功勋，在他生前，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及苏联军情部门就给了他众多的荣誉。

在完成暗杀张作霖、托洛茨基等一系列绝密任务后， 1942 年春，埃廷贡被秘密召进克林姆林宫，接受了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亲自颁发的政府最高勋章——列宁勋章。授勋时，加里宁还代表斯大林向埃廷贡表示：无论发生何种情况，苏维埃政府都将始终关照你及你的家人。”

1945 年，二战结束后，功勋卓著的埃廷贡接受了苏联红军最高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并被破格提升为少将。

因为他在国外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骄人业绩， 1951 年 11 月，埃廷贡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部 ( 即克格勃前身 ) 第一局 ( 即情报局 ) 副局长。①

在哈尔滨期间，埃廷贡秘密结识了“清除”张作霖行动小组的另一位成员——维纳罗夫。

维纳罗夫，名依万，化名为加夫林洛维奇，代号为“马尔特”。

维纳罗夫于 1896 年 2 月 24 日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6 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人党 ( 即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前身 ) ，同年，经过兵器专业知识的培训后，被调到保加利亚共产党兵器监察委员会工作，主要任务是为保加利亚

的革命党人调配武器。

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保加利亚共产党也加快了革命步伐。同年底，维纳罗夫参加了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暴动准备工作。 1921 年，维纳罗夫在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 1922 年从狱中逃出，进入苏联境内。

1922 年底，经共产国际“秘密国际联络处”头目皮亚特尼茨基的举荐，维纳罗夫被招募到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向境外调配武器，武装那里的特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

1924 年，维纳罗夫接受特工与谍报专业学习，次年 4 月，受命秘密潜回保加利亚，并与战友一道，成功地暗杀了正在索菲亚大教堂做祷告的保加利亚皇帝。

1926 年元月，应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中国站负责人萨尔嫩的请求，具有丰富的兵器及暗杀经验的维纳罗夫被总部派到中国，协助萨尔嫩工作。

维纳岁夫来到中国后，以商人为掩护身份，先是负责苏联武器在中国境内的秘密调配工作，后被总部选派到由萨尔嫩任负责人、埃廷贡任执行人的“清除”张作霖行动小组。

与维纳罗夫同时到达中国的，还有他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在执行“清除”张作霖的任务中，许多绝密电报的收发都由她完成。

1928 年春季，“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陆续地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了哈尔滨。

乌索夫在《苏联特工在中国一一 20 世纪 20 年代》一书中记述道：1928 春，由从北京来的拉脱维亚人萨尔嫩、保加利亚人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来的年轻特工埃延贡等人齐聚哈尔滨，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以商人为掩护身份，在俄国人列昂尼特 ? 维加德卡开办的罐头食品厂落脚食宿。

该小组的密码报务员为与丈夫维纳罗夫一同从北京赶来的女特工加丽娜 ? 列别捷娃，她的掩护身份为“哈尔滨远东银行”职员。

后来，这个特别小组的所有成员一下子从哈尔滨消失了。

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

潜入沈阳后，他们聚集到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安乐窝”小楼，举行了秘密的宣誓仪式。其誓词全文为：

我十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党和祖国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定，使自己万分激动。作为党和祖国的儿子，我甘愿牺牲自己，也绝不会暴露秘秘密，出卖组织。我已自己的生命作保证，宣誓：我要永远忠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忠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忠于伟大的苏联人民。

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们向莫斯科总部发去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

莫斯科总部领导人明白：萨尔嫩与埃廷贡等人正在等待暗杀张作霖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以配合萨尔嫩等人的行动。

不久，报务员列别捷娃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上面写道：由于北伐军步步逼进，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

张作霖将于近期返回沈阳，这样就可以尽快实施中途起爆方案。埃廷贡不免为此而喜形于色。

“请总部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萨尔嫩对列别捷娃命令道。

5 月 30 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

张作霖拟在 6 月 3 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

在该密电中，莫斯科又指出：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关于这一点，戈尔巴基迪与普罗霍罗夫在《克格勃下达暗杀令》一书中有如下的解释：之所以选择萨尔嫩再次领导这次“清除”行动，是因为他在满洲地区发展了多名中、俄及其他亚裔的特工人员。这样，在日管区实施行时，由于有这些人的化装参与，就可成功地把人们的视线引到日本人的身上。

按照莫斯科总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紧张而有序地工作起来。

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在很短时期内，他就备妥了 120 公斤黄色炸药。

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120 公斤炸药分解成 40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3 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兵器专家出身的特工，干起这种事来，可谓得心应手。
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 ( 即京沈线 ) 与南满路 ( 即长大线 ) 交叉处的老道口。其优点是：

1 ．它距皇姑屯车站很近，而且还有一个便于隐蔽放置炸药的三洞桥，由于两侧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于遥控引爆并迅速撤退；

2 ．最关键的是，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但平时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3 ．老道口两侧属于居民区，居住人员成分复杂，便于实施人乔装进出。

6 月 2 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

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 6 月 3 日凌晨 ( 时间待定 ) 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 6 月 4 日凌晨 ( 时间待定 ) 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 22 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 10 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

接到该密电后，萨尔嫩下令维纳罗夫再次逐个检查 40 小袋炸药的质量与外包装；埃廷贡与精心挑选出来的亚裔特工则充分休息，以保持充足的体力。

就在苏联特工秘密筹划谋杀张作霖之际， 5 月 30 日，张作霖召集身边的币要将领，举行了一个紧急秘密会议。参加人员有：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会上决定，即日下达总退却令。除个别留守人员外，奉系所有军队都将陆续退出北京，返回东北。

6 月 1 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接见当地绅商及商团代表，宣布他本人即将离开北京，一切政务将交由国务院代行。

一时间，从中南海到大帅府，上上下下一片惊恐，各部、厅、办公室的大小官员都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档案，焚烧文件，为返奉做准备。

6 月 2 日下午，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称：撤出京津，退回东北。

6 月 2 日傍晚，奉方要人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张大帅将于今日夜晚离京。

6 月 2 曰晚 8 时，留守人员为张作霖举行告别晚宴。珍肴美味摆满一桌，张作霖却味同嚼蜡，且有些神不守舍。此时，他当然是为不得不离京出关而烦恼。

6 月 3 日凌晨，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潘复，各阁员及侍从武官等人的陪同下，从中南海西门分乘 4 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

当时，同情张作霖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在其北京专电里对此情景有如下描写：

沿着新绿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两年的大帅府正门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中南海树丛的张作霖的眼睛里，竟闪着光芒。

凌晨一时三十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深夜，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亮。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札与送行者告别。

同张作霖一起同车返奉的有随行人员、卫队、六太太、三子张学增、好友莫德惠等，以及两名日本高级顾问嵯峨、町野。

6 月 3 日凌晨 2 时 30 分整，列车启动。

几分钟后，远在奉天的萨尔嫩收到了如下内容的密电：

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已于 6 月 3 日凌晨 2 时 30 分整从北京站发车，预计将于 6 月 4 日凌晨 3 时分抵达奉天新站。

收到该密电后，苏联特工紧张起来。

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 3 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 40 袋炸药秘密地摆放到老道口三洞桥下，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躲藏到 10 米外的路基下隐蔽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

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

且说张作霖乘坐的专车启动后，大帅府保卫处长温守善就始终未离开张作霖半步。

专车抵达山海关时，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专程来此地迎候，并登车陪同张作霖返回奉天。

列车开出山海关后，张作霖先是和奉天司令抽烟聊天，后又召集莫德惠等人打起了麻将，一路平安顺利。

6 月 4 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清等都到车站来迎候。而张作霖的家人及留守的文武官员则在奉天新车站敬候。

离开皇姑屯车站时，已是凌晨 5 时 20 分，这比密电中预测的时间大约晚了两个小时。此时，张作霖乘坐的那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里，有张作霖本人，还有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保卫处长温守善，以及正从前节车厢里走过来的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

据幸存的温守善著文回忆说：

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老道口前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纷，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当时就死了，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我也受了伤，被尘土和碎板压在下面。我急忙挣扎着爬起来，走到张的跟前。张作霖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我用一个大绸子手绢给堵上了。然后由我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抱到赶来的齐思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非常难受，已神志模糊。当时他还能说话，头一句就问我： “逮住了吗 ? ”我诓他说：“逮住了。”张问：“哪儿的 ? ”我说：“正在审问呢。”张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很显然，由于他受伤后严重的脑震荡，神志不清，说的都是呓语。

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巳奄奄一息，之后，之后，胡乱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气绝身亡了。此时是 6 月 4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事后统计，这个由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埃廷贡亲自实施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共炸死 53 人。除张作霖外，还有随车的亲属、文武官员。另外，爆炸还使同车厢的保卫处长温守善、卫队团长于恩贵及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成功地“清除”张作霖后，苏联鼓动中西方媒体，借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地把“凶手”引到案发地管辖人——南满铁路路段监护人日本关东军身上。

在世人一片斥责日本的痛骂声中，莫斯科总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凶手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调回国内，并企图永远封锁其中的内幕。

几年后，当“皇姑屯爆炸案”的实施者已经被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党政高层又秘密地重奖了自己的特工英雄，一如前面曾提到的：

——萨尔嫩因“忠实地完成了极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并破天荒地得到一块足赤金表；

——埃廷贡因“极特殊的贡献”，而被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列宁勋章；

——维纳罗夫则因参与“共产同际特殊使命”，而被保加利业政府授予“社会主义劳动勋章。

虽然参与暗杀张作霖的埃廷贡等人被苏联最高当局一再告诫不得吐露任何有关消息，但是，若干年后，当这些功勋特工退休赋闲，就不愿永远保持沉默了。有时，他们会有所暗示地谈论一下自己过去辉煌的功绩。比如，埃廷贡在 1975 年写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的亲笔信中，就有如下的叙述：

1925 年底，在受命去中国之前 ( 这是我第一次去境外执行特殊任务 ) 我被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部部长特里利瑟尔同志领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办公室。在那里，捷尔任斯基同志向我宣布了派自己到中国执行特殊使命的决定。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赠言道：“去做一切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吧 ! ”

当时，我就表示：“为了捷尔任斯基的赠言，我甘愿到那里去，献出自己的生命。”

事实是：为了苏联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利益的需要，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六、日本否认杀死张作霖

从史料上看，张作霖及奉系势力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几乎全是仰仗日本人的扶植。张作霖曾多次表忠：“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日本方面如果对我有任何吩咐，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从 1916 年袒护日本军人的“郑家屯事件”，到 1925 年以出卖东北利益为前提求助日军打击郭松龄，再到 1928 年 5 月应日本人请求连续订立“日张密约”、“满蒙新五路协约”、“满洲独立密约”等，张作霖一直在努力实现着自己”为日本利益”“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诺言。日本人也把张作霖当做了忠实的傀儡。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虽然中国境内的军阀势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军开始逼近张作霖所控制的北京，但是，即使这样，日本人也不想彻底放弃张作霖。

1928 年 5 月，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之前，日本军政上层曾有过如下讨论为迅速调整被动局面，重整旗鼓，增强奉军领导活力，张作霖的的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及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曾主张，让张作霖淡出奉系军界。而以田中义一首相为首的军政决策层则主张“继续与张作霖合作”，把他当作日本武力威逼下的傀儡。当听到东北地区关东军个别人欲迫使张作霖淡出奉军军界后，东京首脑又以田中义一首相的名义于 1 92 8 年 5 月 23 日给日本关东东军司令部发去密电，告诫：“不能强制张作霖下野。”

而在 6 月 4 日发生的“皇姑屯爆炸案”，东京方面极为震惊。当他们听说案发地属于日本关东军所属的南满铁路管辖区后，便急令日本关东军速去现场调查，并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张作霖被炸后的 4 个小时，即 6 月 4 日上午 8 时许，日本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共同调查。

下面是中方交涉署科长关庚泽呈交给其署长高清和的现场调查报告：

张作霖专列共 20 辆。被炸车厢在中部，即第 9 — 12 辆。第 9 辆车厢上部及门窗，均被石块、枕木所毁，后部尤重，车身向北倾斜，后左轨道脱轨。车厢内发现男尸一具，查明系参谋长于国翰的车夫。第 10 辆大包车，是张作霖、吴俊升等所乘，车身几乎全被毁坏，仅剩前门框，后部车轮脱落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在这里又发现焦尸一具，查明系山海公司饭厅仆役。第 11 辆是饭车，破坏最重，所有机轮都已损坏，又遭火焚。车前北方侧有女尸一具。第 12 车厢为睡车，前部损坏较重，也遭火焚。

上述情况证明：凶犯们操纵爆炸时间，十分准确地结束了张作霖的生命。

关于勘验桥洞被炸情况：

轰落铁桥一座、副桥两座，南北两侧护桥石垛都被崩毁。现场证明是用炸药爆破的，从破坏力估量，绝不是用手投掷所可办到的。装置炸药地点，在石质桥座上方或铁桥桥脚与桥座连接处，引爆使用电流。

6 月 4 日上午 10 点 30 分，日本陆军部发表“皇姑屯事件”声明，以示清白。

6 月 12 日，日本陆军部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 (( 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该报告除公布以上内容相同的调查结果外，质疑爆炸系国民军便衣队所为，并称责任在于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

7 月 1 日，以田中义一为首的内阁做出决议：日本人与暗杀张作霖无关。但因发案地属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管辖地段，所以关东军负有守备责任。因此对相关人员给予了行政处分。如，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大郎被编入预备役。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与满洲守备队司令官水野竹三被撤职思过，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被停职反省。对他们的处分文件上写道：“这只是关东军在警备上的一种疏忽。”

随后，田中首相以“张氏案调查，关东军幸告无罪”为结论，上奏日本人皇。

1932 年，国联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为首的专案组专程来华，调查“皇姑屯事件”。但数月后，竟一无所获。李顿的结论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中。”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间虽然冈田启介主动招供，称此案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所为，但是经各方专家长达三年的调研取证，以缺乏可信性和实际证据为由，决定不对此案进行专门立案审理，从而做出结论：所指“案犯” ( 即河本大作本人 ) 不能列为疑犯，所以，“皇姑屯爆炸案”仍为悬案。

1937 年 6 月 3 日，张作霖去世 9 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为张作霖举行了隆重送葬仪式。他们将其灵柩在奉天举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参加人员除众多的日本军队官兵外，还有僧道、喇嘛等人。送葬行列摆了有一里地长。其中挽联、花圈、万民傘、万民旗等仪仗齐全，由奉天陪送的僧侣鼓乐，以及由锦州迎接的僧侣鼓乐合在一起，待灵柩起行时，一起吹打起来，场面甚是壮观。

七、河本大作违心作证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根据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的供词，而认定“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作所为。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该供词实际上是由河本大作的恩师冈田启介精心策划完成的。

被解密的苏联军情档案有这样一段叙述：

有充分证据证明，首次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语出惊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所为的冈田启介，已在去东京作证之前，就被苏联国家安全部 ( 即克格勃前身 ) 所招募。其实，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藏身在东京的功勋特工佐尔格发展成苏联秘密情报人员。

冈田启介， 1863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曾任田中义一内阁的海陆大臣，后接替首相职务，但任期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二?二六政变”，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赶下台。从此以后，冈田启介的思想发生极大变化。

所谓的“二?二六政变”，实质是日本的一次法西斯政变。

1936 年 2 月 26 日，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因不满当时执政的以冈田启介为首相的保守派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法西斯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于是策划指使日本陆军内“皇道派” 20 名青年军官，纠集 1000 多名士兵，在东京发动武装叛乱。他们占领了许多重要行政机关，其中包括陆军省和警视厅大厦，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其他元老、重臣、高级官员的住宅，杀死了内务大臣、大藏大臣和教育总监等人，并向陆军大臣提出所谓“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

2 月 29 日，政变在政府军队的镇压下流产，但是冈田启介则被迫辞职。从此，他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了强烈怨恨，尤其痛恨以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为首的法西斯极右势力。

冈田启介的立场和思想变化，引起了一直关注日本政坛走向的苏联特工东京站负责人佐尔格的注意。而佐尔格来到日本的目的，就是在一定层次上建立间谍情报网。自从 1933 年来到日本后，他仅用 3 年时间就在日本的新闻界、财经界、外交界、军情界发展招募了数名秘密情报人员。这次他决心要乘冈田启介遭遇打击、思想变化之机，把他争取过来。结果他成功了。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冈田启介终于同意与苏联合作。很快，他就把许多绝密的有价值的情报转给了佐尔格。

他们相互配合、保护得很好，很隐蔽，直到佐尔格于 1944 年 11 月 7 日被日本绞死，别人都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当然，莫斯科总部的上层领导人最终掌握和控制冈田启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1946 年 1 月 19 日，当时的“东京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发布了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由于该法庭声称，将会再次审理由前国联李顿勋爵为首的专案组判为悬案的“皇姑屯爆炸案”，这就引起了苏联的担心。为防止该案件的调查追查到真凶——苏联特工身上，苏联国家安全部决定主动出击，让已风光不在的关东军残兵败将作伪证，承担炸死张作霖的责任。

1946 年初，冈田启介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总部的密电：

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使之同意：该案件系自己势力所为。具体人员由您来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为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明：该爆炸案是由自己领导并组织实施的。该“坦白者”及所准备公布的“坦白材料”，必须经НКВД ( 即苏联军情外委会 ) 审核批准后，方能启用实施。我们的目的，是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请相信，在我相关人员的努力之下，该次审理将不会偏差。只要合作人员永不反悔，我们除履行我们的义务外，还会永远关照他的命运。

接到莫斯科的密电后，经过一段周密的思考与调查，冈田启介选定了自己任海陆军大臣时举荐到日本关东军任上校参谋的弟子——河本大作。他通过秘密渠道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而此时正躲藏在中国华北地区且走投无路的河本大作，见到因此能受到强大的苏联军情机关的保护，不仅能保命，且还能得到永久关照，就同意了冈田启介提出的与苏方合作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

但是，面对冈田启介的举报与河本大作的招供，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们虽然做了深入研究与调查，还是认为他们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且由于没有佐证，所以决定不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上述做法，被视作对“皇姑屯案件”的最后结论。那位被举报而且已经“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视为无罪人员。

这一结果也正合苏联特工头目“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的长期隐瞒“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目的。

此书作者，指出由于日本对此类档案，始终列为国家秘密，所以很难地得到另一方资料的佐证，目前只好暂付阙如。

50118

先坐在看

tood

究竟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徐彻
2010年03月01日14:16   来源：人民网

究竟是谁炸死了张作霖--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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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作霖像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史实证明，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这是一桩证据确凿、任何人也翻不了的铁案。

　　一个关于张作霖之死的所谓“新说法”

　　众所周知，张作霖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的，这是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久前，网上转载了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称：“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是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洛夫的一篇报道。这一所谓“新说法”掀起了一股浊浪，似乎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对此，日本右翼分子拍手称快。

　　那么，提出这个“新说法”的俄罗斯文人普罗霍洛夫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呢？据报道，这位小说家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普罗霍洛夫自己承认，他没有什么档案，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证据，他的观点是他个人“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断。

　　普罗霍洛夫对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

　　普罗霍洛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人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一个反苏的“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得知此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

　　以上普氏的叙述，所谓“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所谓建立“独立的满洲共和国”，所谓“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都是这位小说家的编造。

　　对于普罗霍洛夫的关于张作霖被炸的奇谈怪论，俄罗斯的历史学者持什么态度呢？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罗斯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远东史方面的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她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普罗霍洛夫这个人。这就说明，普罗霍洛夫并不是研究远东史、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专家。对于普罗霍洛夫的观点，她也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她非常清晰地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1928年是日本军人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一点，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上是得到肯定的，没有任何疑义。2004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等近10名著名学者联合编著的《中国历史》一书中明确写道：“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作霖被炸死的具体经过

　　1928年6月2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张作霖对日本阴谋刺杀他，已有风闻，但将信将疑。为了保障安全，原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不平，难受颠簸之苦。且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有吉黑两省军队严密设防，不致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至沈阳一段的安全。因此，张作霖决定仍乘火车回奉。在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就此曾密电张作霖，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可是，齐恩铭的提醒，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重视。

　　张作霖针对传言，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故布疑阵，一再拖延回奉的具体时间。原来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2日启程。而2日启程的却不是他的火车。

　　6月2日下午7时，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及仆役人等，登上备好的7节专列，由前门东站启程，先于张作霖提前出关。

　　张作霖是3日启程的。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送客的人山人海。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1时15分，列车开动。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也叫嵯峨诚也或仪我诚也)。另有张作霖的六太太马岳清及三公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张作霖的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其列车编组，依次为：机关车(车头)1节，铁甲车1节，三等车3节，二等车2节，头等车7节，二等车1节，三等车2节，一等车1节，铁甲车1节，货车1节。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该车设备先进，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列车到达天津后，军团长褚玉璞特意从唐官屯赶到天津车站迎送。前来迎送的还有在天津的前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热河都统阚朝玺等官员。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

　　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这值得注意。据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斋藤日记》披露，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他一直参与是否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的讨论，而且对刺杀张作霖的计划已有耳闻。他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知道此事。但为了稳住张作霖，他故意上车送上一段，也便于洗清自己。

　　而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本来是要陪同张作霖回奉的。靳云鹏家住天津。但到天津站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9点种，靳云鹏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回宅。靳云鹏只好下车，可是在家等了一夜，此人也没露面，心里正纳闷。第二天接到电报，知道张作霖的专车被炸。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领事馆送的是假信，免得他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当了陪绑的屈死鬼。但这也证明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预先策划的阴谋。

　　前交通总长常荫槐在天津站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这时在餐车上开晚饭。没想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上车了。他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登上火车，同张作霖亲切攀谈。后来，张作霖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一起玩麻将。晚11时，专车抵达锦州。车到新民站时，天已微明，玩麻将的人散去休息。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有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距皇姑屯车站不远处是老道口，继之是三洞桥。这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

　　专车重又启动。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当时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校尉处长温守善。早晨有些微凉。吴俊升关切地问道：“天有点冷，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说话间，专车驶过三洞桥时，突然两声巨响，烟腾火窜，飞沙走石，铁轨像麦芽糖一样弯曲。所有列车一起震动，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头部不幸扎进一颗钉子，躺在车厢里，当即死亡。六太太的脚受了轻伤。温守善也受了伤，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一看，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齐恩铭的汽车上，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在车上，两边还有三公子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驰去。

　　到了帅府东院的小青楼，马上把张作霖抬到一楼的会客厅里，紧急进行抢救。后来，又请来小河沿盛京施医院的院长英人雍大夫，参与抢救。但终因伤势太重，于当日上午9时死去，年仅54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以后灵柩停厝在大帅府东门的东厢房里，直到“九一八事变”。

　　同车被炸负伤的高级幕僚还有：原农工总长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颈部受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也被炸伤。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后经英文《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炸车时间是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

　　日籍顾问仪峨诚也成了陪绑，也受了轻伤。关东军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嵯峨来爆炸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就是张作霖被杀害的具体经过，其经过是完全清楚的，没有任何疑点。

　　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他们竟厚着脸皮硬是不承认。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约见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虚伪地说道：“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日本政府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直到20年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少将(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

　　东宫隆吉供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他的自供状。

　　河本大作自述，他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日本对满蒙的政策，他力主对于奉天军阀已非外交抗议所能收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同意这个主张。于是，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他的言论得到少壮军人的拥护。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有田中首相“放手而为”的指示，遂裁定照河本主张行事。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河本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他们二人借同北京武官处联络的名义，从事调查张作霖之列车编组及行车时刻。很快，竹下就拍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河本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关于暗杀地点问题，他们对照地图，一再研究。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而且，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也不够。这个地点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暗杀方法问题，他们也精心策划。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炮弹袭击火车，一种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马上就会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如果用第二种方法，也许能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因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此外，为了预防爆炸失败，他们又策划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计划。他们计划乘混乱之机，使刺刀队冲上去刺杀。特派荒木五郎率领一支队伍，充当刺刀队。

　　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并自朝鲜新义州调遣工兵一组，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隆吉专门负责控制电流。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为了掩盖其罪行，河本又阴谋设计了嫁祸于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计划。

　　从揭发出来的历史事实看，河本大作只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而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的整个高层，乃至日本政界的高层。他们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占领整个东北。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东北的元老和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临危不乱，处置有方，东北才平稳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作者系辽海出版社编审)

吸血鬼王

当时好像日本和老毛子不对路的吧
貌似这样说起来也对- -

coolar

日本跟俄羅斯是世仇
在商店賣的正露丸就是證據....

p.s正露丸原為「征露丸」 露就是露西亞(俄羅斯)

意外感染

写文章的人为啥不引用中东路事件？
是张学良对俄国人的报复？

gameyu

白种人都不是好东西！

沙子

两篇文章都放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双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如辽海出版社编审的这篇文章，通篇都是故事，同样没有给出确凿文件出处来。唯一可查的就是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问题就是纽伦堡国际法庭最后认为但依据此证据不足，未予采信。所以说，单纯以这个为例，并不比那个小说家更可靠。

个人的意见，在更确凿的证据出现前，存疑的好。

包子终结者

这个问题没啥好争的。

田中义一为这件事把命都搭进去了。

昭和一生直接干预国事只有三次，一次是在1945年的御前会议上拍板无条件投降，一次是在二二六之后强压陆军严惩兵变军官，甚至以带近卫师团亲征平叛为威胁，还有一次就是张作霖死这次了。

张作霖死后，昭和对关东军的独走非常恼火，直接把时任首相的田中义一骂死了，你要说这事是老毛子干的，那这位陆大的优秀毕业生、参本的精英参谋、长州藩阀二代目头目是不是死得太冤枉了一点？

沙子

这个时候有趣就在于此，事实上在托托先生著作《“皇姑屯事件”真凶：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中，这个事情说的很详细，那就是俄国确实策划了“刺杀张作霖”事件，但是主流俄国历史学者咬定的是“张作霖是日本人炸死”。这两者有微妙的差距。关东军方面其实也是一样，同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策划了“刺杀张作霖”事件。但是纽伦堡国际法庭最后却认为证据不足，未予采信。这里的证据不足不是指策划证据不足，而是指具体实施的证据不足，因为属于孤证。也就是说，日俄双方都肯定策划了“刺杀张作霖”事件，但是具体暗杀却都不尽不实。而且，爆炸中日方顾问也在波及中。这理解为苦肉计也罢，理解为没有顾忌也罢，总之都不能忽略不见。

而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日本于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起发动侵华战争。而不是我们认为的“9。18事变”或者“卢沟桥事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判决日本发动侵华、就是发动“二战”，即“第一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这一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上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并指出日本发动侵华、发动“二战”17年间的罪行事实：“对于起诉书中的起诉事实，有调查从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间日本历史的必要。更加之，纵然不十分详细，却还要涉及对这时期以前的日本历史的研究。因为假如不作这样的研究，就不能够理解和评价日本和它的领导者的嗣后行动。

沙子

引用第8楼包子终结者于2011-02-17 00:40发表的  :
这个问题没啥好争的。

田中义一为这件事把命都搭进去了。

昭和一生直接干预国事只有三次，一次是在1945年的御前会议上拍板无条件投降，一次是在二二六之后强压陆军严惩兵变军官，甚至以带近卫师团亲征平叛为威胁，还有一次就是张作霖死这次了。
.......

至于田中义一这位传说中“田中奏折”的作者，他是辞职后，在庆祝其就任贵族院议员的宴会中病发，翌日去世的。亦有据称来自他的妻侍的传言指他因马上风而去世，但这个传言得不到证实，反而有人认为是军方对他抹黑而散播的谣言。嘿嘿，实在也是一段有趣的逸闻。

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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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查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中国代表团的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


日媒体诬称苏联炸死张作霖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钟　成  ●环球时报驻俄罗斯特派特约记者　马　剑　文　凯

  2006年04月06日09:04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张作霖乘坐的一节车厢被炸后的惨状



　　张作霖

　　1928年，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

　　对于日本右翼来说，当年那段侵略中国的历史让他们寝食不安，想方设法进行篡改成了他们的“拿手戏”。日前，他们竟然借一名俄罗斯文人之口，声称“当年炸死张作霖的并不是日本关东军”。

　　俄罗斯文人声称“张作霖之死并非日本人所为”

　　不久前，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一篇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罗夫的报道，介绍了普罗霍罗夫提出的“张作霖被炸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的观点。与《产经新闻》同属一个出版集团的《正论》杂志在最新的4月号上，刊登了采访全文。

　　据报道，普罗霍罗夫在接受《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

　　普罗霍罗夫对《产经新闻》记者称，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便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后来，苏联政府声明该嫌犯是一名已经逃离苏联的白匪。

　　普罗霍罗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反苏“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得知此事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该报道称，“由于皇姑屯处于日本关东军的警戒范围内，日本也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但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普罗霍罗夫的个人分析，并无确切的证据。

　　《产经新闻》在这篇报道中并未引用其他俄罗斯学者或政府官员的话来证实此事的真实性。该报道称，这是因为涉及到当时苏联情报机构，所以俄罗斯当局不会对此事发表评论。

　　同一期的《正论》还刊登了日本拓殖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的文章，题目为《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不可解性》。藤冈是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他在文中首先抱怨说，日本历史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日本关东军暗杀了张作霖并试图强化对满洲的控制，导致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加剧。藤冈称，他一直就对张作霖暗杀事件怀有疑问，因为日本当时杀了张作霖并不能得到任何利益。藤冈信胜还根据普罗霍罗夫的观点猜测说，即便当年是日本关东军实施暗杀张作霖的计划，那些关东军军人也有可能是在苏联情报机构的控制之下，或者是受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影响。

　　不过，藤冈在文中不得不指出，普罗霍罗夫对于苏联情报机构第一次失败的暗杀行动描述得非常详细，但对于第二次暗杀行动却讲得十分抽象，可能有其它内情。

　　普罗霍罗夫是什么人

　　那么，这个名叫普罗霍罗夫的俄罗斯文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惯于写历史小说的他说的是真实的历史吗？当年的那段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报驻俄罗斯的记者对此事采访了多名俄罗斯专家。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俄罗斯专家中，大部分人都表示没有听说过此人。最后，经过许多人帮助，才找到有关普罗霍罗夫的一点资料。普罗霍罗夫全名为德米特里·彼特罗维奇·普罗霍罗夫，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小说作者。从2000－2005年，他共写过8本书，主要以所谓的历史揭秘和猎奇为主，其中包括《关于对外情报工作的一切》（2002）、《以色列特种部门》（2002）、《从斯大林到普京的谍报》、《克格勃：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别行动》（2000）等，以及他在2003年发表的《张作霖之死档案》。目前在俄罗斯的相关图书网页上，在他写的历史小说后面，没有一个读者发表的评论。

　　普罗霍罗夫所说的“张作霖的死因”究竟是真是假呢？记者特意就此事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中国历史问题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米罗维茨卡娅研究远东近代史多年，是俄罗斯远东史方面的专家。她表示，首先，对于普罗霍罗夫，她根本没有听说过此人。对于此人的观点，她也表示不能同意。她告诉记者，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1928年，是日本特务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一点在很多历史资料上都是得到肯定的。记者又到俄书店里特意买了一本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阿·巴达等近10位著名学者联合编著的《中国历史》（2004年出版），书中明确写着：“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打死。”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当年张作霖死后，他的美国顾问向华盛顿报告说，因为日本担心失去其在满洲的支配权，所以才杀害张作霖的。另外，日本原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称，张作霖的死是由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的。这几点，就连日本《正论》杂志也不得不承认。

　　对于日本政府的动机，米罗维茨卡娅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暗杀张作霖，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方面和张作霖对于东北的管辖权存在纠纷，日本为了更加深入地控制中国东北，便对张作霖实施了暗杀计划。

　　米罗维茨卡娅告诉记者，根据目前俄罗斯方面掌握的历史资料，日本政府暗杀了张作霖这一点是无疑的，至少她本人还没有听说过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历史资料被发现。

　　对于藤冈所说的，日本关东军受苏联情报机构的控制，俄专家认为，这更是无稽之谈。

　　日本雇“朋友”粉饰罪行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就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试图为当年犯下的罪行“翻案”。为此，日本右翼文人更多采取一种“以细节质疑事实”的方法。比如，对于南京大屠杀这铁一般的事实，一些日本右翼文人却以“当年南京人口并没有30多万”为由，来“证明日军当年并没有搞大屠杀”。

　　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日本一些右翼机构还在一些国家收买当地的卑劣文人，让他们说出“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当年曾经随苏军到过中国东北地区，如今他专门从事军事史研究。

　　加列耶夫不久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最近竟然出现一股妄图篡改二战历史的歪风。尽管干这种事的人并不多，但对公众历史认识的影响却很坏。加列耶夫说，日本人非常善于雇“朋友”来粉饰当年不体面的行为，一个名叫阿尔汉格尔斯基的俄罗斯人就是日本的一个“朋友”。此人成立了一个名叫“悔过”的基金会，鼓吹“日本险些解救了俄罗斯，日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信守互不侵犯条约”等谬论。2004年8月7日，俄罗斯《新报》发表了对他的采访，在这篇采访中，他鼓吹“俄罗斯应该向日本悔过”、“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没遇到日军的任何抵抗，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言论一发表，立刻遭到了俄罗斯权威学者的反驳。

　　加列耶夫称，俄史学界坚决反对这种肆意篡改历史的做法。加列耶夫认为，尽管这场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我们不应因此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环球时报》 (2006-04-04 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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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网友前线]为什么说“苏联特工炸死张作霖”是天方夜谭(转载)点击：972  回复：13 作者：削竹枪的纸老虎  发表日期：2009-10-10 20:08:00
   
    “阴谋炸死张作霖的是日本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外历史学界的共识，是不容置疑的历史铁案。但是，近年来，某些无聊的俄罗斯文人假借揭秘所谓的前苏联的历史档案，居然编造出张作霖是由前苏联特工炸死的耸人听闻的谎言，出书立说，欺骗读者，以此提高销售率，增加知名度。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谎言是不能永远不被揭穿的。
　　最近，远方出版社出版了托托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这本书就认为张作霖是由前苏联特工炸死的。该书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特意设计了一个紫色腰封，腰封上赫然印着两行大字：“80年前，‘东北王’张作霖被炸身亡；８０年后，‘皇姑屯事件’真凶浮出水面。”本书的前勒口的“作者简介”里写道：“《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是作者用近5年的时间，在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的基础上编著的。意在还原历史，解开‘皇姑屯事件’真凶之谜。”该书的封底还有一个“内容介绍”，其中说道：“本书征引大量俄文原始资料及俄国和欧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苏俄特工在中国北京和东北地区的活动加以详细叙述，对最终导致张作霖死亡的皇姑屯事件给出全新的颠覆式的结论——该事件实为苏俄特工的杰作。”
　　以上的腰封文字、“作者简介”和“内容介绍”，可以说都是出版社编辑撰写的广告文字，是为了招徕读者，吸引读者的。这代表了出版社的意见。当然，出版社的广告文字是来源于作者的论断的。
　　作者是怎样论断的呢？且看作者自己撰写的“前言”。这部书的“前言”写道：“为了巩固其统治，他（张作霖）紧傍日本，长期抗拒东北方的邻国苏俄，尤其仇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此，他不惜制造数起反苏反共事端，甚至残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苏、中志士（如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这使得苏联政权对其恨之入骨，多次命令军情机关派遣特工，伺机除掉张作霖。更有苏联学者认为，震惊世界的‘皇姑屯事件’就是苏联特工干的，并对此作了详细叙述。”在这里，作者以完全赞同的口吻说道：“更有苏联学者认为，震惊世界的‘皇姑屯事件’就是苏联特工干的，并对此作了详细叙述。”作者是完全同意这个论断的。
　　以上无论是出版社的广告文字，还是作者的自撰 “前言”，都在明晃晃地告诉读者，张作霖被炸是“苏联特工干的”，“该事件实为苏俄特工的杰作”。这个结论是“全新的颠覆式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这部新书的一个“新说法”。
　　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正文在论述张作霖被炸的过程时，却漏洞百出，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其实，本书洋洋洒洒２７万字，说到张作霖被炸的部分，我计算了一下，充其量仅有不到２０００字。全书共８章３４节，作者只在第７章的第３节当中的部分文字里稍微涉及到了所谓苏联特工暗杀了张作霖的情节，但即使这些文字也是道听途说的，也是历史小说家的虚构。
　　侦破学有一个理论，叫“现场重建理论”或“现场恢复理论”。该书作者托托说，张作霖被炸是苏联特工干的，那就应该恢复或重建苏联特工炸张的现场。但是，作者恢复或重建不了这个现场。我们要问：你所说的苏联特工萨尔嫩、维纳罗夫和埃廷贡等人炸死张作霖是如何策划的？他们怎么知道张作霖坐在哪节车厢里？他们怎么知道张作霖从北京出来的具体时间的？说是莫斯科拍来的电报，苏联特工就这么愚蠢吗？他们为什么选择老道口作为炸车点？他们难道不知道老道口是日本管辖的势力范围吗？老道口上面是满铁线，下面是京奉线，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除日本军警外，任何人也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你苏联特工是怎么靠近老道口的满铁线的呢？１２０公斤重的炸药，是由哪些人运到炸车点的？仅靠一个人把120公斤重的炸药运到高高的桥墩上，这可能吗？况且，如果要放置炸药的话，必须放置在桥墩的上方，必须兵工作业，在桥墩之上凿洞安放炸药，这是明晃晃的事情。苏联特工是怎样安放炸药而不被发现的呢？日本军警为什么不进行干涉？下面是京奉线，中国军警为什么不进行干涉？即使安放了炸药，又是怎样点燃的呢？由哪个特工点燃的？这个特工埋伏在什么地方？炸车之后，苏联特工是怎么掩盖事实真相的？为什么掩盖得这么好，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作者一个也回答不了。作者完全不能重建或恢复所谓苏联特工炸死张作霖的犯罪现场。这也就清楚地说明了所谓苏联特工炸死张作霖，纯粹是作者的杜撰。
　　我们说，有犯罪的动机，不等于有犯罪的行动。平常经常听到某某说“恨不得把某某杀死”，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句话给某某定罪，因为他只有动机，而没有行动。苏联也可能想要暗杀张作霖，但是皇姑屯事件不是苏联特工所为，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细看作者的引文，作者引用的资料基本是格尔巴基迪和普罗霍罗夫的《克格勃下达暗杀令》一书。我们已经知道，其中的普罗霍罗夫不是学者，而是一个历史小说家。
　　普罗霍罗夫是一个无聊文人，他为了增加图书卖点而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说法”，即张作霖不是被日本人炸死的，而是前苏联情报机构所为。
　　几年前，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内称：“张作霖被炸，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是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罗夫的一篇报道。与《产经新闻》同属一个出版集团的日本《正论》杂志，在2006年4月号，刊登了采访全文。这就掀起一股浊浪，似乎张作霖不是日本军人炸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日本右翼分子拍手称快。
　　那么，提出这个奇怪说法的俄罗斯文人普罗霍洛夫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呢？是根据确凿无误的档案史料？还是有实施暗杀的当事人站出来作证？不是，什么都不是。据报道，这位小说家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位普罗霍洛夫自己也承认，他没有什么档案，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证据，他的观点是他个人“分析”的结果，是一个推断，是一种推理，是一种猜测，是一种臆断。
　　普罗霍洛夫对《产经新闻》的记者称，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后来。苏联政府声明该嫌犯是已经逃离苏联的白匪。
　　普罗霍洛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人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一个反苏的“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得之此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该报道称，“由于皇姑屯处于日本关东军的警戒范围内，日本也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但所有这一切，什么“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呀，什么建立“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呀，乃至苏联“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呀，等等，都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都出自普罗霍洛夫的个人所谓“分析”。可以说，都是这位小说家的一种异想天开。
　　普罗霍洛夫是何许人？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罗斯记者想探听个究竟，采访了许多俄罗斯专家，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位老兄，说明他的知名度很低。最后，经过许多人的帮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有关他的一点资料。普罗霍洛夫的全名为德米特里•彼特罗维奇•普罗霍洛夫，是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小说作者。自2000年至2005年，他出版了8本书，主要以所谓的历史揭秘和猎奇为主，诸如《以色列特种部门》等。其实，他是一个嗜好花边新闻的作者，是一个患有嗜癖症的无聊文人。《克格勃下达暗杀令》就是此类历史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历史档案。
　　2003年，他发表《张作霖之死档案》。在俄罗斯相关的图书网页上，在他所写的历史小说后面，没有一个读者对此发表评论，点击率极低。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无人关注的普通作者。
　　对于普罗霍洛夫的关于张作霖被炸的奇谈怪论，正直的俄罗斯的历史学者持什么态度呢？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罗斯记者本着探求真理的态度，特意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中国历史问题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米罗维茨卡娅女士研究远东近代史多年，是俄罗斯远东史方面的专家。她表示，她根本没有听说过普罗霍洛夫这个人。这就说明，普罗霍洛夫不是研究远东史、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专家。对于普罗霍洛夫的观点，她也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她非常清晰地表示，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1928年，是日本军人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一点，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上是得到肯定的，没有任何疑义。喜欢寻根究底的《环球时报》的记者，又特意到俄罗斯的书店里购买了一本最新的2004年版的《中国历史》。该书是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等近10名著名学者联合编著的。该书明确写道：“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历史学者米罗维茨卡娅女士明确地表示，根据目前俄罗斯方面掌握的历史资料，日本政府暗杀了张作霖这一点是无疑的，至少她本人还没有听说过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历史资料被发现。
　　真正的苏联学者完全否认张作霖被炸是苏联特工所为。小说家普罗霍罗夫也承认所谓苏联特工炸死了张作霖一说是他的杜撰，由此我们不能责怪普罗霍罗夫，人家明白无误地声明了是他的杜撰。而我们的作者托托竟然把普罗霍罗夫的杜撰当作真经来读，并且将这个杜撰的谬论传播给不明真相的中国读者，这种行径既拙劣又可笑。作者托托以为自己是懂俄文的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蒙不懂俄文的广大读者。作者托托的史德哪里去了？
　　问题在于日本对普罗霍洛夫的推断和猜测，很感兴趣。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就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所谓证据，试图为当年犯下的罪行翻案。这一次，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的稻草。
　　普罗霍洛夫的奇谈怪论正中日本右翼分子的下怀。同一期日本《正论》杂志还刊登了日本拓殖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的文章，题目是《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不可解性》。藤冈信胜是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他声称，他一直就对张作霖暗杀事件怀有疑问。普罗霍洛夫的猜测和虚构等于给他提供了炮弹。作者托托稀里糊涂地干了不该干的事，帮了人家的忙。
　　其实，作者口口声声地说“经过几年的档案调查与实地访问，终于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但是，在张作霖被炸死这个事件上，又有哪一个事实是来源于档案史料，又有哪一个情节出自于档案的记载？没有，完全没有。作者托托是在浑水摸鱼。

沙子

呵呵……你仔细看看你发的三篇文章吧，论证方面几乎同出一辙，所以我也就不重复了。

至于托托所著是不是只来自这三篇文中的两个小说家呢？托托自己给出了自己的参考文献（如又异议，可到《远方出版社》查询。此文为该出版社所列）：

    参考文献

    作者：托托
        第一部分
        俄文文献(为便于读者阅读，俄文文献的名称、作者、出版社已译成中文)
        1.С·罗佐夫斯基主编：《苏联对外政策》，莫斯科，1946年《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
        2.Д·格里姆：《远东国际间的文件条约集》，莫斯科，1927年版《文献中心》出版社。
        3.《1920—1931间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三卷本，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1999年。
        4.苏联文献编写组：《苏联外交史》，三卷本，莫斯科，1965年《政治文献》出版社。
        5.苏联“纳乌加”主编：《1917—1945年间的苏联新外交史》，莫斯科，1986年《政治文献》出版社。
        6.Г·斯基姆松：《远东危机》，莫斯科，1938年《波浪》出版社。
        7.В·希比良科夫：《张作霖与满洲问题》，莫斯科，1925年《波浪》出版社。
        8.В·萨文：《沙俄政权、苏维埃与中国之相互关系》，莫斯科，1930年《文献与研究》出版社。
        9.В·阿瓦林：《太平洋之战争》，1947年，莫斯科《军事文献》出版社。
        10.М·科留克夫：《关于“加拉罕第一次声明”带来的中国问题》，莫斯科，2000年《东方文献》出版社。
        11.В·库兹涅佐夫：《1928—1938年间的中国对外政策》，莫斯科，1992年《历史遗产》出版社。
        12.Х·依兹达杰尔斯特沃：《中东铁路冲突史》，哈巴罗夫斯基，1989年《国际关际》出版社。
        13.А·格里高里耶夫：《1926—1927年间联共(布)与共产国际围绕中国问题之争论》，莫斯科，1993年《俄百科出版社》。
        14.А·格里高里耶夫：《在中国的革命运动》，莫斯科，1980年《政治文献》出版社。
        15.Г·别斯科娃：《1924—1929年间的苏中外交关系》，莫斯科，1998年《国际关系》出版社。
        16.К·罗申：《(1921—1940)蒙古政治史》，莫斯科，1999年《文献与研究》出版社。
        17.Г·别谢多夫斯基：《阴谋之路》，莫斯科，1997年《符拉达尔》出版社。
        18.В·科里维茨基：《我是斯大林的特工——苏联间谍实录》，莫斯科，1996年版，《雅斯特》出版社。
        19.С·齐赫文斯基：《1898—1949年间的中国独立统一之路》，莫斯科，1996年《东方文献》出版社。
        20.Я·达夫祥：《1922—1924年间的苏联代表处顾问在中国》，莫斯科，1935年《政治文献》出版社。
        21.В·卢立耶与В·科契克主编：《军事情报局：人事与档案》，圣彼得堡，2003年《湟瓦》出版社。
        22.А·戈尔基迪与Д·普罗霍罗夫合作：《克格勃下达暗杀令》，莫斯科，2004年《雅乌托》出版社。
        23.В·乌索夫：《苏联特工在中国》，莫斯科，2003年《奥尔玛-普列斯》出版社。
        24.Ф·鲍罗廷娜：《在中国督军的审讯室里》，莫斯科，1928年版，《文献回忆》出版社。
        25.Н·戈尔涅里：《鲜为人知的功勋勇士》，莫斯科，1961年《苏共历史》出版社。
        26.О·布特尼茨基：《俄罗斯恐怖主义秘闻实录》，罗斯托夫，1996年《顿河》出版社。
        27.Д·沃尔科果诺夫：《往事回忆》，莫斯科，1998年《雅乌托》出版社。
        28.《“契卡”红色文献》，莫斯科，1989年《军事文献出版社》。
        29.А·兹达诺维奇：《特工阴谋——双面人》，莫斯科，2002年《英特布克》出版社。
        30.О·费雷斯京斯基：《忠于职守的领袖们》，莫斯科，1999年《奥尔玛-普列斯》出版社。
        31.В·别列日科夫：《从“契卡”到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历届首脑》，圣彼得堡，1998年《艾斯拜玻》出版社。
        32.В·沃依诺夫：《蓝色的日光灯》，莫斯科，1991年4月2日《共产主义真理》报。
        33.Д·戈林科夫：《暗杀反苏分子》，莫斯科，1980年《雅斯特列尔》出版社。
        34.Н·米罗瓦诺夫：《1917—1967：看不见的战线》，阿拉木图，1967年《加盟共和国》出版社。
        35.В·马尔科维钦：《三位白俄匪首》，莫斯科，2003年《历史遗产》出版社。
        36.В·盖尼斯：《维京斯基副总领事》，莫斯科，2003年《东方文献》出版社。
        37.Г·阿加别科夫：《特工实录：秘密恐怖行动》，莫斯科，1996年《滨河街》出版社。
        38.Ю·甘科夫斯基：《侧面人》，莫斯科，1994年《今日亚洲与非洲》第5期。
        39.М·纳托罗夫：《俄罗斯移民传教士》，莫斯科，1994年《历史遗产》出版。
        40.В·波尔特涅夫斯基：《鲜为人知的二十年代俄国移民史》，莫斯科，1996年版，《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
        41.文献出版社：《苏联与保加利亚1917—1944年间的相互关系与联络》，莫斯科，1976年。
        42.А·阿布托罗夫：《失误》，阿拉木图，1976年《加盟共和国》出版社。
        43.Ю·费雷斯京斯基：《从“契卡”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文件资料汇编》，莫斯科，1995年《政治文献》出版社。
        44.П·巴拉克申：《终结在中国》，巴黎，1958年版，《圣·费郎西科》出版社。
        45.В·波布列涅夫：《白俄匪首之乱》，莫斯科，1993年《文献与研究》出版社。
        46.Т·格拉特科夫：《忠诚的奖赏——惩罚》，莫斯科，2000年《盖特-依泰姆鲁》出版社。
        47.А·科拉先科：《匪首为何要返回？》，1996年版《旅行者》杂志，第45期。
        48.А·盖伦：《灰色的将军》，莫斯科，1971年，《军事文献出版社》。
        49.Б·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莫斯科，1992年版，《奥玛-普列斯》出版社。
        50.А·巴拉索夫：《二十年代的老广场4号(即苏情报局址)》，莫斯科，1991年《政治文献》出版社。
        51.О·申斯金：《猎取猎物》，莫斯科，1997年《总结》杂志第8期。
        52.Б·别列尔特：《苏联叛逃者的命运》，莫斯科，199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
        53.К·阿列克山大罗夫：《反对斯大林》，莫斯科，2003年《艾斯拜波》出版社。
        54.Б·布良尼斯尼科夫：《看不见的蜘蛛网》，莫斯科，1993年，《艾斯拜波》出版社。
        55.维·阿基莫娃：《1925—1927，在复兴的中国两年间》，莫斯科，1980年，《科学》出版社。
        56.В·茹科夫：《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军阀》，莫斯科，1988年，《政治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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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В·莫洛佳科夫：《东京审判密闻实录》， 1996年《历史遗产》出版社。
        60.Б·斯塔尔科夫：《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悲剧》，莫斯科，1991年版，《雅斯特》出版社。
        61.Н·希比良科夫：《后贝加尔哥萨克部队的终结》， 1990年，《往事》杂志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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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А·杰良宾：《一位再没有返回来的“契卡”特工的故事》，莫斯科，1990年《红星》报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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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Я·巴尔金：《晦暗夜晚》，莫斯科，2000年《历史记忆》出版社。
        67.К·巴米亚基：《俄罗斯联邦：1923－1939》，莫斯科，1998年《历史遗产》出版社。
        68.В·波波夫：《苏俄时期的国家恐怖行为》，莫斯科，1992年《祖国档案》出版社。
        69.И·沙桐诺芙斯卡娅：《建功——全部的生活》，阿根廷，1993年《拉丁美洲》出版社。
        70.В·谢尔斯：《从革命到专制》，2001年《纽伦堡》出版社。
        71.Э·波列茨基：《捷尔仁斯基的秘密特工》，莫斯科，1996年《菲尼克斯》出版社。
        72.П·苏多普拉托夫：《特工与克里姆林宫——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证明人实录》，莫斯科，1997年《杰拉》出版社。
        73.Л·米哈依洛夫：《将军同意执行此方案》，涅杰尔，1998年《星期》杂志第48期。
        74.В·拜达拉科夫：《假如我们一班人都消亡，假如能让俄罗斯赢得荣誉》，莫斯科，2002年《罗斯》出版社。
        75.Н·彼得罗夫：《“13号”特工的消亡》，莫斯科，1995年《莫斯科消息》第86期。
        76.П·苏多普拉托夫：《特工总部：克里姆林宫与卢比扬卡》，莫斯科，1998年《维契》出版社。
        77.К·海基：《彻头彻尾的“猎人”》，莫斯科，1991年《雅斯特》出版社。
        78.Е·拜依：《受到克里姆林宫特别奖赏的特工》，莫斯科，1993年5月5日《消息报》。
        79.К·安德留与О·戈尔基耶夫斯基主编：《克格勃：从列宁时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对外特工行动》，莫斯科，1992年《艾克斯莫》出版社。
        80.В·顿斯基：《特工之命运》，莫斯科，1991年《俄罗斯早报》6月20日。
        81.2003年4月由俄国家安全局，情报局在莫斯科主办的“俄情报安全工作150年”回顾展文献资料抄录与整理。
        
        第二部分：俄文报刊
        
        1.《红星报》：1924年～1989年（应加上起止年月——责编）
        2.《消息报》：1917年～1939年
        3.《执勤报》：1950年～1989年
        4.《边防报》：1994年～1989年
        5.《情报与反情报》：1994年～1997年
        7.《生意人报》：1992年～2002年
        7.《独立报》及周五“军事版”：1992～2002
        8.《“绝密”报》：1992～2002
        9.《新消息报》：2000～2002
        10.《“说法”报》：1992～2002
        11.《事实与证据》报：1992～2002
        12.《今日报》：1992～2002
        13.《М·К》报：1991～2002
        14.《总结》周刊：1992～2002
        15.《侧面》周刊：1995～2002
        16.《权力》周刊：1996～2002
        17.《星火》周刊：1950～2002
        18.《事业》周刊：1998～2002
        19.《观察家》周刊：1995～2002
        20.《调查》周刊：1998～2002
        
        第三部分：中文文献
        1.《中华民国史》，李新等主编，中华书局出版。
        2.《帝国主义侵华史》，丁名楠等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4.《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1993年版。
        5.《奉系军阀密电》，中华书局出版。
        6.《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出版。
        7.《张作霖传记资料》，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出版。
        8.《大帅府秘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我说张氏帅府》，张力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我的生活》，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主编，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
        13.《我所知道的张作霖》，文斐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14.《近代东北史》，王魁喜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现代东北史》，常城等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6.《北伐战争》，张静如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版。
        18.《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郭松龄将军》，任松等著，辽宁人民出版，1985年版。
        20.《张宗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1.《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22.《辽宁文史资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中国现代化史》，许纪霖等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版。
        24.《哈尔滨俄侨史》，石方等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5.《北满与中东铁路》，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编，1922年版。
        26.《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台湾国史馆编印，1986年版。
        27.《国际关系大事记》，卫林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tood

田中隆吉（たなか りゅうきち、1893年7月9日 - 1972年6月5日）日本少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历次战争罪行的主谋，在远东军事法庭上靠出卖和反咬同僚来”将功补过”而名声远扬，因此被称为“日本的犹大”。……田中隆吉的指控简单明快，直至要害。接下来就是要证明他的证词了，因为他9.18当时并不在现场。田中从“皇姑屯事件”开始讲起。皇姑屯事件的详细经过，他是听主犯河本大作大佐本人说的。长勇大尉也对他证实了，而且陆军省原来有一份详细的事件经过调查书，他亲眼看过。“9.18事件”则是听建川美次少将说的。田中的证词是挺绘声绘色的，他说建川是这么对他说的：“南次郎陆军大臣要我去满洲阻止关东军的轻举妄动，我可不愿意去。没办法只好去了。9月18日傍晚到了奉天，直接就去了料亭，就在那个时候大炮响了，边上的艺伎吓得往桌子底下钻，我也吓得直哆嗦。直到天亮花谷正少佐才来接我，到那时候才接触到关东军，给我的使命就这样没完成”。这段证词大错倒也不错，实际田中撒了谎。这应该是田中从别处听来的，而不可能是建川亲口对他说的。因为关东军动手是在深夜，建川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倒下去以后，所以建川不可能在料亭听到炮声。其次花谷正少佐从一开始就和建川在一起，不是第二天早上才来接，花谷的任务就是灌醉建川。再说皇姑屯事件的调查书也十分可疑。败战后陆军省销毁了全部档案，连文件目录也没出去找，所以有没有这份调查书谁也说不清楚。但是考虑到田中义一的下场，这份调查书的存在就很可疑。田中义一当时不就是因为天皇要他查明真相，而军部又坚决不肯查，这才走投无路，一咬牙在小老婆肚子上给咻嘿死了吗？真会有这份调查书？被告辩护律师们也是看出了这几点，对田中隆吉的质问集中在以下几点上：1． 证人是不是患过梅毒？2． 证人是不是患过精神病？3． 证人证词的证明为什么不是死人就是失踪，全都无法查对？田中证词中提到的人物建川美次在战败时自杀，长勇在冲绳兵败自杀，而河本大作则下落不明。4． 证人是否受到了占领军当局的威胁或者或者被占领军当局收买？冲在最前列的是桥本欣五郎的辩护律师林逸郎。说来有趣，在东京审判中最张狂的是美国律师们，而在田中这件事上美国律师们一开始几乎都选择了沉默。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了解这场审判和通常的美国刑事民事诉讼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知道在这件事上纠缠讨不了好去。而林逸郎没看明白一点，头两点是采用美国常见的先否定证人的人格然后再否认其证词的可靠性的方法。可是林逸郎忘记了这是特别军事法庭，没有陪审团。证人的人格在这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证词，只要你无法否认其证词的可靠性，法庭就会采用。所以在当荒木贞夫的辩护律师菅原裕向首席大法官韦伯提出第三条疑问的时候，韦伯微笑着对他说：“难道不行吗？”——你有能耐把死人弄活转来否认田中的证词，要不然你就只有把田中证词吞下去！其实第三条有个问题，令中国人惭愧：河本大作当时并没有失踪，而是在中国山西帮阎锡山打工干的正欢呢，但国府对被告律师的质疑装聋作哑，根本不提其实河本可以出庭作证这件事。以至于留下了一点胜之不武的遗憾。……

河本大作（こうもと だいさく、1883年（明治16年）1月24日 - 1955年（昭和30年）8月25日）关东军高级参谋，炸死张作霖的首犯。……  河本大作于1926年4月重返中国东北，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8月晋升为陆军大佐。三年任职期间，他曾以“参谋旅行”名义，共进行了五次军事侦察谍报活动，为日后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作充分准备。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日本加紧侵华关键会议“东方会议”，河本大作虽然是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随员列席，但武藤的发言稿是由河本执笔起草。 　　1928年河本大作便部署谋杀张作霖，河本大作曾说过：“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1928年4月18日，他给挚友矶谷廉介大佐的密信中，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即使因此获咎革职，亦在所不惜。”而当时准备暗杀张作霖的还有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中佐等人，可河本断定他们的计划不周，绝无成功可能。他重新策划布置，精心选择了两条铁路交叉点的皇姑屯，以200公斤烈性炸药，布下了张作霖“必死之阵”。 　　张作霖被炸死后，因日本内部矛盾和舆论谴责，在1928年末，在野党以此向田中内阁发难，要求追究事件真相。而在此期间，日本陆军中枢部门的少壮派骨干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山冈重厚、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人，采取坚决维护河本的方针，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同时也得到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参谋本部首脑的支持，形成陆军全体结成维护河本的阵势，而执政党政友会的首脑也强烈反对处置河本。进退两难的首相田中义一，又前后两次上奏不符，失去天皇的信任，被迫辞职，而河本大作仅以被解职了事。 ……1941年12月，驻山西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邀请河本大作到山西经营日军垄断下的“山西产业会社”，任株式会社社长，此会社是侵华日军“以战养战”、搜刮山西省物资的经济侵略组织。河本果然“不负所望”，经营得“很有成绩”。仅1944年一年内三次共向日军“捐献”了7架飞机，他手下的工警队还参与日军“讨伐”。河本在山西省的“出色表现”，使他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山西帝王”。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贼心不死，妄想等待时机，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故继续留在山西，充当阎锡山反共的帮凶，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1953年8月25日，河本72岁病死于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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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是报复的说。。。我是来凑发帖数的。。。

tood

战犯河本大作的最后岁月………

太原解放后，河本大作和城野宏、今村方策、岩田清一等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直在太原关押。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设在小东门看守所内。外层关押中国犯人，内层关押日本犯人。从外层到内层有三道门，不是“联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不能进入最后一道门。工作人员一般都在内层食住，伙食为一般干部的“大灶”，住宿较紧张，像普通教室大的寝室，安设两排通铺，20多人并排而睡。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成立以后，检察机关就将河本大作作为侦查、起诉的重点对象。他是日军指挥机关的高级参谋，罪行重点在日军侵略方针制定和重大侵略事件的策划上。河本大作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罪行被社会公开揭露的材料比较多，但有关河本大作其他的罪行材料却不多。河本大作是所谓的“中国通”，侵略经历长，资格老，架子大；他的“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绝不会轻易低头认罪；他还爱耍小聪明，放“烟幕弹”，反侦讯经验多，使得侦讯方对他过去的高层次的幕后阴谋策划活动取证非常艰难。

当时，负责侦讯河本大作案的，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他就是越南归侨叶季龙。叶季龙1931年出生于越南，幼年时回国求学。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被分配到山西省法院工作。1953年2月，叶季龙被借调出去参加遣送日侨的工作。5月初，遣送日侨工作结束，叶季龙正式调到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担任书记员兼做侦讯工作。
于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和这位初出茅庐的中国大学生，展开了一场场较量。

叶季龙不敢掉以轻心。他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相关的法律与政策，熟悉司法程序；提前了解与分析案情，作出自己的初步判断，在审判评议会议上做好笔记，特别注意听清重点审判员、庭长的意见和总结发言，随后和自己事先的判断相比较，找出差距，不清楚的就虚心请教；另外注意总结学习心得，一月作一次大的总结。这样，很快缩短了和老同志业务上的差距。

他用一个多月时间，反复阅读有关河本大作的卷宗材料，在总体上对他的案件有了基本的把握。他理清了思路，提出了侦讯河本大作案犯的总体计划。领导批准了他提出的侦讯计划。
侦讯开始时，河本大作低垂着头，但时时都在窥视对方，寻找挣扎、逃脱的机会。他看到叶季龙是一个年轻人，以为他阅历浅薄，知之甚少，在供述侵华罪行时，竟然大放厥词：“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被奉天军阀蹂躏了。”“日本在大陆经营全被搞垮了。”

面对他的这一套颠倒侵略与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关系的强盗逻辑言论，叶季龙当场严正地指出：你不要站在当年侵略中国的立场上说话，这里不是你在“东方会议”上陈述侵略主张的场所。如今你必须认清你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不过是一个失败的侵略者。你必须从侵略失败中醒悟过来，你要对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表示应有的反省与忏悔，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第一次侦讯交锋中，我方先给河本大作定位为“失败的侵略者”，打掉他那股“征服者”的傲气。  

在侦讯中，河本大作还继续兜圈子，不交代实质性罪行，对他和家里的女佣人以及女佣人的亲闺女同居之事却津津乐道。叶季龙立即加以阻止。

　在后来的侦讯交锋中，河本大作供认：他从到关东军司令部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鼓吹对中国采取主动攻击的侵略政策。他主张的具体策略是：趁张作霖的30万军队败退时，在山海关解除其武装，进而控制“满洲”。河本大作对形势的估计与策略获得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一的认可与支持，武藤信一根据河本大作拟定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在“东方会议”上作了发言。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一的随员身份列席会议。“东方会议”按这个思路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武装侵占的基本方针。河本大作根据这一方针拟定了详细的日本关东军解除中国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天皇敕命迟迟未下达，只好放弃原计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河本大作又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当问到为什么要把矛头直指张作霖、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时，河本大作说：“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后来越来越不听日本帝国的话，忘恩负义的行为不胜枚举，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叶季龙当面加以驳斥：“这绝不是朋友间的‘忘恩负义’问题，你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你们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屡次逼迫他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满足你们苛刻无理的要求，遭到他的拒绝。这才是你们杀害他的主要原因。张作霖是中国人，有起码的民族意识和气节。他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父母祖宗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侵犯，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因为张作霖没有满足你们的侵略要求，你们就可以在他的国家的领土上，在他的家门口将他炸死吗？谁给你们的权力？这样做符合国际法的哪一条？”  

关于“皇姑屯事件”是如何谋划与实施的，河本大作开始时交代得较肤浅，可是对同牢房的犯人却尽情吹嘘。他描绘阴谋策划是“必死之阵”，从说服关东军司令官到情报调研，从选择炸车地点到爆破方法，以及兵力配备、人员落实等等，每一步和每一个细节，都准备得十分具体，并有2～3个方案可供对比选择，做到随机应变，万无一失。其中，对川岛芳子用色情窥探张作霖行程等，则视为自己的“绝妙杰作”。

后来，侦讯人员通过管教人员和日籍战犯城野宏等的接触、交谈，获知河本大作在同伴中吹嘘的全部内容，又经过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河本大作才在侦讯过程中不敢再敷衍了事，对由他主谋并亲自实施的“皇姑屯事件”做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交代。

“皇姑屯事件”之前，河本大作曾阴谋策划在炸车之后，趁奉天以及周围社会动乱，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为此，河本大作在奉天大和旅馆门前集结了一个旅团的兵力。他估计，张作霖被炸后，他的卫队可能会进行报复。那时，可令参谋尾崎大尉率领关东军与之交战，搅乱局势，进而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奉天乃至全东北。但由于不了解河本大作真实意图的关东军参谋，在３日夜里解散了集结在大和旅馆门前的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滕中将严令阻止，所以事件并未按他所策划和希望的那样继续发展。当时奉天当局已识破日军的阴谋诡计，为了稳定局势，防止日军趁机举兵作乱，一方面让奉天督军参议臧式毅、奉天省长刘尚清劝阻了奉天军队的自发报复行动；另一方面对张作霖去世一事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

河本大作在受审中，对这一段罪行作出与事实不符的交代。他说，爆炸过后，他亲自带军医到张帅府去慰问，目睹张作霖伤势很重，肠子已流出腹外，必死无疑；当天立即电告日本军参谋本部说“张作霖已被炸死”云云。事实上，当时河本大作对张作霖是死是活并不知悉。随后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借口去慰问，实则探听消息。这位夫人见帅府灯火通明，气氛祥和，接待她的主人面无戚容，谈吐从容。这些状况让日方“摸不着头脑”，使得河本大作的进一步阴谋未能得逞。
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实现了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一领导。日军暗杀张作霖事件造成了适得其反的后果。田中义一首相得知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时，没有露出胜利的笑容，反而流着眼泪长叹：“孺子不知父母心，一切都完了！”
  
防线崩溃低头认罪  
　  
当审问到1949年4月20日，在太原机场最后一班飞机起飞，河本大作为什么不逃跑的原因时，他开始时狡辩说：他曾经在日本驻朝鲜公使馆当武官时，岸信介是他手下的雇员，如今岸信介当了日本首相，他无脸回国作岸信介的臣民。叶季龙立刻批驳他说：1949年4月岸信介还被美军关押在监狱里。他当首相是1955年释放后的事。河本大作只好承认：没有逃离山西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被美军关入牢房”。
  
经过一次次的较量，河本大作的抵抗情绪越来越弱，花招也越耍越少，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只好交代自己在中国在山西犯下的种种罪行。这其中的原因，一个是“角色转换”的结果。昔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嚣张狂妄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分子，如今沦为“阶下囚”，面对强大的正义的力量，自然没了“底气”，深知自己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螳螂，哪有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待战俘的政策的强大威力。尊重被俘人员的人格，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让他们享受“中、小灶”待遇（即原来的将、校级军官待遇），又有医疗、文体娱乐，还让家属探监，使改造犯罪分子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批批罪恶累累的战犯忏悔认罪，请求宽恕，并鼓励和帮助周围的战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河本大作通过学习，思想认识也有所提高。他说：“通过学习和反省，我懂得了‘凡事做过头，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张作霖不愿当亲日派，我炸死他，结果他的儿子张学良率领奉军迅速倒向亲美的蒋介石那边，这是我预料不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获得的是短暂的军事胜利。但在枪口下生活的中国人民不甘心情愿当亡国奴，他们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是日本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老百姓都赶到共产党那边了。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我曾为之欢呼，后来才懂得它产生了帮助敌人的副作用：激怒了美国人民，有力地帮助了罗斯福总统动员美国人民摆脱和平主义，迅速行动起来，同仇敌忾，投身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变成众矢之的，陷入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之中。侵占别国的领土、主权、利益，必遭反抗。武力征服引来毁灭性的武力报复。”  

河本大作说：“事情做过头了，后果适得其反，这是从我一生的经历中取得的教训。”

河本大作在交代完他的主要罪恶后说：“我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输了，天皇的大陆政策以及发动的‘圣战’彻底输了。我们给自己挖掘了坟墓，我认罪，罪有应得。我愿在认罪供词上签字划押。”

他一次又一次当着大家的面，懊丧地跪在地上叩头，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忏悔，谢罪道歉，请求中国人民宽恕。

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在未及审讯和接受公开审判前，就因年迈体弱，病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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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文度有“河本大作狱中自述”可供检索

转了这么多文，最后说一下个人观点：

（1）认为日本人炸死张作霖，有日本人供述为证；
（2）认为苏联人炸死张作霖，是否有“解密档案”为证，我无法查证；
（3）沙子引文中，以冈田启介与河本大作的关系为由，否定河本大作的供词，与东京审判的相关资料及河本大作的经历不符，较不可信。

因此，我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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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干掉张作霖有啥好处？
当时张作霖已经跟日本人弄得非常不愉快了，日本人贪心太大逼得太紧，张作霖不敢说多有爱国情操但是自己的地盘上利益受损失也是不愿意的。不过日本人这招玩的不好，反而推迟到9.18才打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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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是自杀的，目的是激励国人的护国热情，放弃内斗一致对外
张作霖托梦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