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我完成了雅虎新闻的一项名为“在热点地区”（In the Hot Zone）的项目后，我发现了这一不和谐的现象。在这个项目里，我用一年的时间报道了全世界所有的主要战争。368天不间断的旅行、71班飞机、30个国家、21场战争，这些让我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一场冲突中，战斗总是其中最短暂最微小的一部分而已。其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它带来的附带损害[1]（collateral damage）或者给平民带来的灾难。然而，更令我吃惊的是，退役的战士自己也常成为受害者。从索马里到斯里兰卡，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那些退役军人都觉得，每当他们扣下扳机，他们就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人性，自己也受到了附带损害。
卡尔·马兰提斯（Karl Marlantes）曾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参与过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他说他的队友们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被迫杀人。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出征的感觉》（What It Is Like to Go to War）中，他这样写道：“当我最终面对死亡——那些我杀死的人和在我身边被杀死的人的死亡时，没有任何框架或指导来帮助我将战争中的恐怖、狂喜、惧怕、愧疚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中，以在战后帮我找到这些感觉的意义。”
我们开始明白，马兰提斯提到的所有感觉中，对回乡老兵而言最危险的就是那不为人知的愧疚。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以下简称VA）最近做出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有20多名老兵自杀，平均一小时就有大约一名老兵自杀。这一损失至少与战争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心理创伤有部分关系，是我们为逃避杀戮这一话题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事实上，这一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2012年美国现役军人的自杀总人数（349人）比因战争牺牲的军人总人数（296人）还要高。
如果士兵在夺走他人性命时内心不起一丝波澜，那才暗示着社会的病态。
VA的研究者们意识到了这一军队“流行病”，他们在过去的五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尝试加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研究结果极其明显：那些在战争中有过杀人经历的老兵，更有可能出现精神问题和精神崩溃。2010年，VA的研究者们在《创伤应激反应杂志》（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研究了从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退役回美的2,797名美国军人，其中大约有40%的退伍军人报告说在驻扎期间杀过人或对杀人负有责任。即使此后军队有控制他们的参战程度（combat exposure），杀人的经历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士兵带来创伤后应激障碍、酗酒、暴躁、人际关系问题——以及自杀风险。
精神病学家乔纳森·谢伊（Jonathan Shay）是一名战争创伤方面的专家，他在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阿喀琉斯在越南》（Achilles in Vietnam）中写道：“当一位军事领导背叛了‘正确之事’，使军队的道德准则不再合理，他就会在很多方面对他的部下造成伤害。”那些曾经杀过人的老兵们在回乡之后，更有可能感觉到因准则和价值观的崩坏而产生的疏离感和无目的感。他们会回避或者破坏人际来往。自责感，以及那些愧疚感、背叛感和耻辱感，在战士回乡之前可能会一直深埋在他的心里，一旦特洛伊木马安全抵达特洛伊城中，木马中的破坏因素就会一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故事的两个部分都被印刻在了沃尔德的皮肤上。在他去世的前晚，他在自己右前臂的内侧纹了一个纹身，那纹身颇为生动，纹的是一个女人和一只鹰，他们被一面飘扬的美国国旗包裹着，上面有一条横幅写着：“所有的美国混蛋”（All American Bad Ass）。但是在他的右胸口还有另一个纹身，它传递的信息更加阴暗。那里纹着一双祈祷之手，上面有着这样的文字：“唯有上帝才能判决”。
这种违背自身基本道德价值的感觉，违背正确之事的感觉，让道德创伤不同于普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今，对患有因战争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治疗方法包括长期的认知和精神动力疗法（cognitive and psychodynamic therapies）。使用这一疗法的病人一遍又一遍地口述或者笔述他们的战时故事，以此来为他们的经历提供情景和理由。这一治疗要在临床环境下进行，但它同时也是对古老的讲故事方法的认可，尤其是在战士群体中，这是一种分担战争负担，分享战争荣誉的方法——就如希腊人的史诗、生活于美国平原的印第安人部落围绕篝火所说的话语、毛利战士将战争功绩纹于自己身上一样。力茨说，这种以证据为基础的疗法“格外有效，医生如果不使用这种疗法就应该被视为治疗不当。”
但是，为了治疗这种经常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存的道德创伤，VA正在测试一种新的方法：一种目前由玛谷恩负责的有6个疗程的实验性治疗计划，名为“战争中杀人的影响”（Impact of Killing in War），其在军事界还有一个牵强的简称，叫IOK（译注：意为“我没事”）。不论这一简称傻不傻气，这一计划都代表着对战争创伤的治疗方法的革命性改变，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这一观念纳入治疗方法：我们可能需要将道德和精神概念，例如原谅与回报，纳入到实际治疗之中。
基斯·米德（Keith Meador）是一名有着牧师背景的精神病学家，致力于打破心理健康和精神关怀之间的障碍以帮助治疗老兵。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达拉谟退伍军人医疗中心（Durham VA Medical Center in North Carolina）的治疗计划名为精神病研究、教学和临床中心（Mental Illness Research, Education and Clinical Centers），也有一个简称——MIRECC（译注：与英语中的“奇迹”音似）。米德告诉我：“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病人们并不会来到我们面前说‘这是我的心理健康需求’或者‘精神需求’。他们会对我们说‘我很痛苦’。”
斯佩里还做了一件事。他打破了沉默。他和我分享了他的故事，故事里的挫折、黑暗时刻以及最终的胜利，他全都告诉了我，让我用作《他们不能说的秘密》（The Things They Cannot Say）的素材。他以一种也许是最古老和最真诚的战士传统来诉说，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自我治疗，将他的故事分了享出来。帮助他自己，也帮助包括士兵和社会在内的其他人更好地了解战士们返乡后的内心感受。他的故事吸引了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关注，他们两次邀请他前往白宫。
发表于 2014-10-20 10:35:41
